【睡前消息685】买房有冷静期 生娃得晋升权
大家好，2023年12月17日星期日。欢迎收看685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1月29日，武汉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公众号宣布，武汉市8个在售楼盘，自愿参加“30天无理由退房”活动，不收任何违约金。督工你怎么评价？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最主要的难点是不容易做实验。如果找一群人来测试理论，首先成本高，其次不一定符合人道主义，而且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接受测试，还会反过来影响实验的准确性。
所以，如果现实中出现了相似的政策，或者有相似性的社会现象，尽量不要错过观察机会。因为这相当于组织大型社会实验，给某些方面设置了可以比较的相同条件。观察者可以排除干扰信息，从政策的差别到最终的结果，尝试建立因果关系。最起码，也可以相互比较，总结社会发展逻辑。
现在看到“30天无理由退房”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买房冷静期”，可以和法律规定的30天离婚冷静期做比较。毕竟两个冷静期对中国都算新生事物。
买房、离婚，两件事有相似之处。当事人都要付出重大代价，都是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从当前官方的态度来说，买房和离婚的地位显然是相反的——买房是定居乐业，贡献土地财政，要鼓励；而离婚是制造单身，降低生育率，要劝阻。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武汉设置买房冷静期的实际效果。
如果买房冷静期真有效，比如说顾客看到冷静期，觉得可以先掏钱，大不了过几天后悔，最终效果也确实促进了买房比例。那离婚冷静期就很可能也促进某些群体的离婚率，让本来觉得离婚代价很大的人，觉得不妨先试试，大不了后悔了再撤回。倒是结婚冷静期因此更合理了，从形式上避免了对离婚的歧视，从结果上也有提高结婚率的可能性。
反过来说，如果买房冷静期的效果是制造了更高的反悔率，降低了实际销售额，那反而证明，离婚冷静期至少在策略上有合理性。以后在某些市场过热的时候，国家可以积极考虑冷静期方案，在最后限价之前，用冷静期做预先干预。
买房冷静期政策刚刚推行两个星期，要到年底才结束，现在我并不知道到底哪种情况符合真实的结果。但作为旁观的媒体，我想知道的是，那么多文科研究生缺论文，找不到研究方向，有没有人去现场调查，去收集数据。
682期节目，我支持了张雪峰对文科就业的批判，直接原因是文科的工作缺乏独立性，深层原因是文科还不属于实证科学。只有引入数学工具，主动建立社会模型，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中国的文科才能科学化，毕业生才能避免依附性工作。
当前的中国，也许文科的就业环境不好，但从科研角度来说，中国本来应该是社会进步最快的国家。因为产业升级太快，经济基础变化太迅速，显得大多数社会制度明显落后。很多落后一代甚至是落后好几代的制度，还没来得及淘汰。
所以，整个中国就像一个超级实验室，各个层次的生产力和各个时代的管理模式，可以随便排列组合，一定有相互重叠的地方，给社会科学提供了空前，也可能绝后的研究机会。如果文科不能借着当前的机会快速科学化，数学化，理由可能有100种，但绝对不能说缺研究样本。
最后回到武汉的30天无理由退房，我还是提醒购房者。注意退款时间，注意资金保障。无理由退房，不意味着无风险。中国最早高调宣传无理由退房的企业，就是恒大，当时还全国宣传。
后续的事实证明，恒大的某些项目的确可以接受退房，快速给办手续，然后把房子卖到下一家。但退钱的速度就不好说了，有的业主一直等到许家印倒台，也没有拿回钱。
我看了武汉原新闻，说法是：“购房人提交无理由退房申请及相关资料后，由开发企业在约定时间内据实退还购房人已付的全部款项，且不收取任何违约金。”
这里有两件事没说清楚。首先是退款周期要另行约定，其次不知道购房款或者说定金要进哪个账户。如果退款周期太长，如果资金没有去政府监管的账户，无条件退房这就不是促销，而是一种廉价的高风险融资手段。
韩国近期公布一项新政，有两个或者更多子女的基层公务员获得晋升优先权。督工你怎么看？中国能学吗？
要搞计划生育，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逻辑是相反的。“不生”是一个否定状态，只要保持避孕就能做到，甚至可以通过强制堕胎完成。所以，足够的惩罚就能压制生育率。
而“生养”是一个复杂的正面决定，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去家里直接提升受孕概率，目前也不能周末取代父母给孩子更多的公园晒太阳时间。所以，如果不愿意干预家庭，就必须通过额外的补贴，让全社会都把更多的资源倾斜到生育和抚养方面，才可能在统计意义上改变生育率。
现在韩国的政策，看似是奖励多子女的公务员，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额外资源，只是在基层公务员内部改变了资源分配，等于惩罚不生子女的同事。如果所有公务员都响应号召，生两个子女，公务员群体整体的经济压力反而会增加。所以我不认为惩罚能提升整体的生育率。
现在韩国的政策，更像是80年代中国搞计划生育，开除多生孩子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而就算是80年代的中国，独生子女也是拿额外补贴的，这份补贴不需要压低同事的工资才能拿到。
就在几天前的679期节目，我分析中国人口最多的临泉县生育数据的时候提到，生育率集中在基层公务员并不是好事，因为从逻辑上说，中国不可能给所有人都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更不可能给所有人都承诺终身雇佣制。千万不能用公务员群体寄托改善生育率的希望。
反过来说，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不生孩子的官僚体系，完全可以和多子多福的文化共存。比如说天主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同时受天主教影响大的传统家庭生育率很高，提升了总的信教人口数量。680期节目就提到了美国天主教人口比例的上升趋势。
更极端点说，明朝的太监力量异常强大，组成了半个中央官僚体系，但并不妨碍明朝官方推崇儒家意识形态。明朝的翰林，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宫给小太监上课，传授儒家知识。同时明朝民间接受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把人口稳定地推到一亿的数量级。
现代社会当然不能推崇宗教文化或者复兴太监传统，我只是提醒观众，历史经验证明，官吏、尤其是“吏”的生育率，和总体生育率没什么相关性。一个完全不生孩子的官僚体系，也能促进生育率上升。如果说宗教虚无缥缈，太监制度很残酷，那现代社会指望公务员多生孩子解决人口问题，在逻辑上比他们更荒谬。
另外，推荐大家看一下小黛的162期参考信息，韩国北面的朝鲜也要开全国大会刺激生育率了。金正恩出席讲话，当场落泪，声情并茂地鼓励全国母亲多生多养。金正恩落泪的背景，是朝鲜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79，而且因为人均寿命低，2028年朝鲜也要出现人口下降问题，这是最明显的“未富先老”案例。朝鲜的问题说明，如果不彻底变革养育制度，不干预家庭养育方式，仅仅是把所有人都纳入政府的严格管制，一定解决不了人口的正常更替问题。
督工你一直很赞赏“半月谈”期刊的监督作用。11月29日半月谈发出一篇社论，标题是《1个正式工背后1.8个临时工 一个欠发达县的临聘人员之困》
文章指出，乌蒙山区A县，2023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为26.3亿，其中在职人员20亿，离退休人员1.7亿，临聘人员4.6亿。
临聘人员的工资，不到有编制人员的四分之一，但是人数是编制内人员的1.8倍。
同时，本级财政收入只有7亿，勉强够给这些临聘人员发工资，其他开支都靠上级补助42亿。督工你怎么评价半月谈的调查结果。
小黛那边的160期参考信息已经做结论了，这个A县，就是高流同学现场调查过的贵州大方县。户籍人口近百万，常住人口也有85万，是一个经济全靠上级补贴，外出打工人口很多，但还不够多的穷县。
对于落后山区县的经济和人事，以往的节目已经说的很多了，今天我说说行政单位设置问题。
过去几千年，中国基本的行政格局是郡县制，但也要注意到，哪怕是在经济相互落差不大的农业时代，各县的行政配置区别也是很大的。唐朝明确规定，县的行政编制分六个层次，根据层次确定行政编制。到了清朝，定编制的《大清会典》统计过，嘉庆时代，全国知府岗位182个，但是府同知的数量是116、府通判108，不是每个知府都有副手。
到了县一级，清朝全国知县1239人，但是县丞只有350人、主簿58人，显然大多数县配不上完整的官员团队。甚至县教谕的岗位也只有1111人，比知县少了128个，不是每个县都有专职的“文教副县长”。
清朝各地官员岗位的区别，有一部分是继承的前朝历史遗产，但主要逻辑，是根据行政事务的多少，以及地理方面的重要性确定编制。而且清朝行政区划不仅有大小县的区别，甚至还可以完全做颠覆性的区分。沙漠绿洲搞伯克制，北方草原是盟旗制，中原地区是府县制度，相互之间根本没有攀比的机会。这也是传统管理经验的一部分。
最近几十年，中国官僚体系扩张，对传统文化做了选择性继承。在标准化、等级化一面，对郡县制继承的非常好，再小的县，领导也是正处级，局长也是正科级。可以高配，绝对不能低配。
但是，设置官员职位的时候，现代中国仿佛又忘了传统文化，各个县的官吏体系之间的差异，明显小于清朝，更小于唐朝。沿海发达县级市，和内地普通农业县，GDP可以差十几倍。中原人口大县，和东北山区人口流失地区，县内人口可以差几十倍。但是它们都使用同一套行政机构模版。
比如说，在最近一轮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之前，几万人口的县，和百万人口的县级市，局级职务数量差异不大。处级副处级的县委常委都是9到11人，小县的县委委员在30人上下，大县也不超过40人。清朝吏部官员看到这种强行制造的均匀状态，一定好奇怎样长期保持。
具体到大方县，人口上不是小县，但行政单位的定位有偏差。中国现在的地理格局是，合肥以东差不多600个县级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工商业经济，可以概括为“赚钱”；而重庆以西的几百个县，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财政任务是“花钱”和“省钱”。这两种县级单位之间的差异，已经是类似于两个生物物种了，完全不应该套用同一个模板。
比如说，沿海发达的县级市，应该加强更多的城市管理岗位，避免疫情期间靠临时人员掌握信息的问题。而内地县可能只需要留下民政、教育、公安、水利几个正科级单位，其他和发展经济相关的单位，都降到股级办事处，也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如果坚持要每个县级单位都配备类似的行政体系，接受类似的考核指标，大方县这种养人财政，就是必然的结果。
总而言之一句话，历史经验要批判的继承，更要理性的继承，但不能让某些利益集团从自身的方便出发，搞选择性继承。中国已经成功地培育了现代工商业社会，也应该参考经济基础配置管理机构，如果分配行政资源的灵活性还不如清朝，那就没必要奇怪财政怎么收也不够花。
最近，根据云南华坪女中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剧情引发了很多争议，督工你怎么看？
我大致看了双方的辩论，核心的矛盾，是争论电影有没有真实地反映张桂梅的个人事迹。如果不真实，那就没啥好说了。但如果真实，电影的目的显然是要把张桂梅当榜样来宣传，希望别人学习她。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2020年7月的睡前消息142期，我们在绝大多数网络舆论关注张桂梅事迹之前，已经初步回答了两个问题。
**1 怎样学张桂梅？**2 人人都学张桂梅会怎样？
我先回顾第一个问题。
当时我们的结论是，在建设阶段，除了张桂梅筹集的一万元社会捐款，华坪女中是一所靠国家财政投资建设的女校。地方财政拿不出这笔钱，而且在男性高中入学率也不高的背景下，地方教育系统反对用国家资金专门建设女性学校。
张桂梅的主要事迹，是利用自己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影响国家财政的投资方向，得到了一笔中央财政拨款，再要求省市配套财政资金，建设了独立女校。女校做出全国名气之后，才逐渐吸引了社会捐款。
所以，如果电影要解决“怎样学张桂梅”的问题，应该鼓励普通人参加人大选举，当选人大代表，利用基层人大代表的身份讨论国家财政问题，指出自己发现的社会缺口，要求国家资金来解决缺口。
这是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同时又是普通人很难完成的任务。如果电影能充分展示人大活动的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行为。但我发现，电影剧情并不反映张桂梅进入人大的经历，也不介绍人大代表参与财政问题方式。同时，批判电影剧情的人，也主要纠结张桂梅基层的生活细节，而不是人大和财政资金的关联。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争论没啥意义，是低水平吵架。
然后说第二个问题，人人都学张桂梅会怎样。
142期的结论是，华坪女中，除了分性别录取这一点特色之外，完全就是河北向云南的文化输出，是衡水教育模式在云南的复制，所以能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
但问题在于，衡水模式并不提升高中教育的深度和质量，只是通过封闭化的标准流程，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让他们在省内高考占据相对优越的地位。所以，一个县出了华坪女中，会导致录取名额向华坪县倾斜。但如果云南省乃至全国，每个县都出一个张桂梅，都申请到了国家资金，在本县建立衡水式封闭备考中学，高考录取名额反而会回到原来的状态。教育体系也没有给未来20年的中国提供更优秀的人才，这就是典型的内卷竞争。
从现在的介绍看，这部塑造正面典型的电影，并不展望未来，也没打算回答“人人都学张桂梅会怎样”的问题。所以我不关心电影剧情否还原了建校过程。这是次一级的问题，留给其他媒体去争论吧。
从录取名额来看，河北和云南都是高考洼地；从经济水平来看，河北和云南都是经济落后省份。对河北和云南来说，高考录取名额和财政资金都是稀缺品，最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是稀缺资源的开源节流。
我把我认同的正面行为列到下面一张表。如果未来有哪部正面典型电影提到了类似问题，欢迎各位提醒我。我一定去做严肃影评。
68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