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667】遇见马克思 孔子才懂传统文化(下)
大家好,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看667期睡前消息。先解释一下周三更新的原因。
10月份,湖南台推出了原创历史短剧《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我把5集内容看完,在658期睡前消息做了评论。那一期32分钟的长度,现在B站播放量已经110万了。
当时我说。湖南台两个半小时的节目,不仅找不出可以夸奖的地方,甚至都找不到几处可以批评的地方,只是一场笑点分散的闹剧。
睡前消息团队有一条基本原则:避免凭空给出否定观点。如果说某件事办的不好,就要尽量给出一个相对好的案例。现实中并没有另一家电视台去拍马克思和孔子,所以我只能自己再做两期节目,证明湖南台的节目完全可以更靠谱一点。
另外,我对湖南台的节目,也不是完全批评。当时我说,湖南台做对了两件事,第一是请郭继承副教授领衔主持,第二是选了一个好主题。好的方面就要学习,让我邀请郭继承副教授比较难。但是,我很乐意把湖南台的标题接过来:《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不能用一部闹剧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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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湖南台的内容,总结了三种可能的对话模式。第一种是马克思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孔子交流,昨天666期已经播出了。接下来我先说第二种对话——默认孔子代表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出面和马克思交流。
在对话之前,中国人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孔子能代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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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回顾一下666期的观点:孔子热爱周礼分封制社会,但不满意周礼1.0体系的自我维护能力,所以为周礼设计了1.5版本。具体内容是要求中下层的“士”阶层用“礼”约束行为,进行自我训练,先做到精神上忠于体制,然后才是在现实中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
当代社会遇到动乱的时候,要是有人建议严格考证古代礼仪,用“礼”重建社会秩序,肯定会被批评单纯甚至是幼稚。孔子同时代的人,想法和我们也差不多。比如说,孔子本人很尊重的齐国大夫晏婴,就对孔子做出了很低的评价,劝说齐景公不要把儒学太当真,司马迁的史记复述了晏婴的原话。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所谓“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表明晏婴了解孔子和学生的身份,基本上出身底层贵族,没有资本也没有管理经验,君主不能投资他们的理想社会,
“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是说周礼落实到生活中,成本高,不适合普遍推广。
“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是认为孔子和学生有道德优越感,不适合当下属。这句话抓住了儒家改革的要点。孔子和学生来自“士”阶层,相信不需要上级贵族指导,也能自我训练,也能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所以晏婴这个上层贵族很看不惯。
还有第一句“滑稽而不可轨法”,就是说儒家擅长诡辩,搞道德批判厉害,不愿意接受量化的法律标准。这个判断非常符合晏婴的身份,晏婴是管仲的后继者,典型的法家学派贵族,在《史记》里和管仲共享一篇列传。所以他非常在意儒家是不是尊重法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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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基本原则是人性本恶,要让下属干活,就得有规矩约束,违规要惩罚,遵守规则就有利益回报。只要下属给统治者带来的利益够多,超过统治者发出去的利益,这就是一个稳定结构。
从上一期的分析看,周朝前期的历史,不仅符合孔子的儒家意识形态,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完全符合法家的管理逻辑:
周天子控制最强的武力,控制了青铜器贸易,所以有资格给所有贵族确定封地。诸侯通过亲戚关系,联系了全国的青铜器贸易,可以给忠心的下属继续分配封地和武器,所以是封国领袖。最底层的贵族“士”拿着金属武器,压制城外的土著农民,所以能强迫农民遵守井田制,上缴收获。在少数人垄断青铜器的特殊环境下,儒法两家没有任何分歧,都是维护上百个城邦的贵族政治。
铁器的出现,逐渐打破了青铜城邦秩序,礼崩乐坏,首先站出来维护等级制的是法家贵族,前面反复提到的管仲是法家的第一个代表。管仲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打破模糊人事管理惯例,给每个贵族或者说“国人”都指定明确的分工,比如军事、商业、手工业。
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自由择业的概念,分工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指派。但只要君主用分工,而不是亲戚关系来统治国家,就必然要制订绩效指标,公布成文法,形成稳定的奖惩预期。所以后代认为管仲是法家思想的始祖。更准确地说,管仲是最早从西周社会中提取法家原则,然后单独使用的人。晏婴嘲笑孔子和儒家,原因就是法家改革真的能让国家称霸。
管仲的齐国霸权很快被晋国取代。晋国落实法家原则,比齐国更彻底。管仲至少还是周王室的姬姓后代,被派到姜子牙的齐国打工,是西周宗法秩序的一部分。而晋国到了晋文公时期,甚至在高层都放弃了宗法原则,不让国君的亲戚掌握权力,而是根据功绩,在十几个外姓家族中选拔重要官员。这明显激发了贵族的积极性,让晋国成为春秋体系下的超级大国,能反过来保护周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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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孔子时代,各国的内乱证明,晏婴代表的法家单方面改革,并不能保证周礼秩序的稳定。上一期我介绍了“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原貌,解释了晋国霸权从内部解体的原因——法家完全用利益制造积极性,要求下级完全服从上级,反而给中上层贵族提供了独立的机会。法家体系规模越大,内乱的概率就越高。形象一点说,就是纯粹的法家管理体系也许很“硬”,但是同时也很“脆”。
孔子看到法家体系的脆弱性,决定建立私学,用意识形态训练“贵族”,制造统治阶级自觉性。孔子希望底层的“士”意识到,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自己应该向整个体制效忠,而不仅仅是服从直接上级。一旦大多数的“士”接受了儒家意识形态,普通贵族自立门户的概率就小多了
如果我们把孔子的观点单独拿出来看,结论可能和晏婴差不多,儒家的管理方案太模糊,太虚幻,不适合用来管理国家。但如果让儒家思想和法家管理体系相互配合,就会产生1+1>2的效果,让统治集团对外扩张的同时,还能维护内部团结。
接下来几百年的历史证明,在铁器时代的新条件下,儒法结合是最稳定的国家制度。秦国单纯推动法家改革,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但也以最快的速度亡国,证明纯法家体制的确是又“硬”又“脆”。汉朝皇帝先恢复分封制,又恢复宗法制,利用儒家制定规则,把管理模式向儒家方向调整。来回调整了几个世纪,终于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汉武帝时代进入第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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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历史,浙江大学社会系主任赵鼎新的说法最形象:儒家意识形态给法家体制增加“韧性”,法家体制给儒家思想添加“硬度”,最后形成强度最大的“儒法国家”结构。
有意思的是,就在“儒法国家”初步形成的西汉时代,中国人第一次掌握了批量生产钢的能力。和青铜比,生铁工具在硬度上已经不错了,但和法家体制一样,生铁韧性不足,很容易因为太脆而断裂。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各种学派都想寻求政治创业机会,快速测试,又快速失败。到西汉炒钢法出现之后,钢铁工具有硬度也有韧性,还更廉价,彻底取代了青铜工具。新的儒法国家也同步稳定了。生产关系或者说政治体制的变动,和生产工具的变动几乎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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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2000年,从汉朝到清朝,基本的生产工具没有变化,中国政治体制也始终是在儒法制度之间求平衡。从人事管理来说,各个统一王朝在硬件上是法家制度,用税收、司法和治安这些量化指标考核官吏,做得好才能升官;但软件上是儒家意识形态,官员不能公开违反儒家道德,太过分就要被踢出统治集团。这保证了上级不能用考核指标完全控制下级。
最有意思的是铁器时代后期的科举制度,考试程序本身严格到僵化,用不记名的方式打分,显然是法家管理模式——孔子的儒家学校并不鼓励考试做官。论语还专门有一句孔子的原话:“吾不试,故艺”。
但科举制度稳定之后,考试内容并不是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儒家意识形态论述,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考上之后再逐步练习管理技巧。这在效果上,也是让儒法思想相互平衡,保护政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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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000年,中国科举一共选拔了不到十万进士,平均每年100人上下。这些进士占据了多数高级官员位置,但是在清末革命之前,连一个主动造反的进士官员都找不到,证明儒法合流的科举制度非常适合铁器时代的统治集团,提供了很强的稳定性。具体观察每个朝代的人事制度,也能看到统治集团在儒法制度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大多数政权往往是从一个小型集团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军官和行政人员之间往往是亲戚朋友。这非常类似于西周时代贵族之间的宗法制度,政治和私人关系完全统一,符合周礼原则。所以在各个王朝早期,统治集团不需要儒家来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能在敌人的压力下团结和谐,一致对外。在这一阶段,比较稀缺的思想资源反而是法家分配利益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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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某一个家族或者军事单位的规模太大,就要稍微限制一下,分一部分力量给同事,彼此还能继续保持好关系。典型例子是赵匡胤找老朋友聊天,杯酒释兵权。
更聪明一点的官员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会主动在其他方面让步,避免老朋友之间不愉快。秦朝的王翦曾经指挥全国一半的野战军,萧何一度管理刘邦集团的全部后方地区,这两个人不缺钱也要主动贪污,降低自己的综合影响力,这都是法家的智慧。萧何是文法吏出身,典型的法家代表,统一王朝最合适的第一代宰相。
等到小集团征服全国,或者是和边界之外的对手进入了长期平衡状态,情况会反过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统治集团规模很大,不能再用私人关系维持团结,必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惯例。这时候如果完全指望法律和利益维持稳定,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局部总有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地方,会有人因此对抗体制;二是每个官员都只关心自己的考核指标,对同事的失败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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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稳定下来的大型统治集团,最稀缺的东西是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如果有人对抗体制,皇帝希望他的下属不要盲目跟随;如果某个官员惹了麻烦,皇帝希望他的同事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也能顾全大局,过来填补缺口。最起码,不能因为陈胜吴广带着几百人造反,就让整个大帝国陷入混乱。这是秦朝之后所有统一帝国都重视儒家思想的原因,它们都需要给法家官僚体系增加韧性。
总结一下上面的结论,就是统一王朝初期会重视法家制度,快速确定利益分配格局。但一旦局势稳定下来,统治集团就会主动提高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已经形成的法家官僚制度相互配合。两个阶段对比,显然是王朝初期法家主导的时间短,王朝稳定运行阶段比较长,宣传儒家思想的时间更多。所以我们回顾历史,会觉得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默认孔子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代表。
让孔子代表中国历史,我没什么意见。但我必须指出,很多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文化遗产的东西,比如说复杂的政府分工,比如说官员等级制,比如说用考试选拔官员,都是标准的法家文化遗产。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简单地用儒家来形容。哪怕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政治理想也处于儒法两派之间,只是更偏儒家一些。
比如说,从《论语》来看,除了管仲、晏婴,让孔子评价很高的法家官员,还有同时代的高级官员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官。在孔子的时代,郑国已经失去了强国的地位,而且被其他主要强国环绕,随时有变成强国战利品的危险。子产果断做出改革,承认所有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但必须丈量面积交税、服兵役,实际上废除了周礼的井田制和贵族军事制度。
另外子产还做了一件突破常规的事情,“铸刑书”,也就是制定成文法典,用金属纪念碑公布出来,谁也不能随便改。这直接挑战了周礼原则。
《礼记》有一句非常严厉的条款:
“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亲亲”、“尊尊”是典型的儒家立法原则,认为司法判决必须考虑双方地位和社会关系。子产的成文法典挑战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孔子批评。
过了20年,晋国的赵家,也就是上一期提到的赵氏孤儿的赵家,也用金属纪念碑公布了成文法,而且使用了新式的金属铁。这一次,孔子破口大骂,被左传记录下来,原话是“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郑国立法和晋国立法,最大的差别在于立法者的身份。子产不仅是郑国的执政官,还是郑穆公的孙子,典型的姬姓贵族,他来主持改革,孔子可以接受,甚至表达支持。
而晋国立法的人都是外姓的将军,不经过国君就立法,孔子认为是亡国的预兆。对比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只要法家保持对儒家宗法制的尊重;孔子也可以和法家改革相互妥协。后面2000年的儒法国家把孔子捧出来当代表,并不只是因为孔子坚持儒家思想,也因为他确实乐意和法家政策共存。
最近1000年,儒法国家成熟之后,儒家知识分子整理孔子思想,最推崇的一部经典,不是孔子自己的书,而是孔子后代子思写的《中庸》,科举考试几乎必考。《中庸》的书名就充满了妥协精神,第二十八章记录了孔子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观点。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结合孔子其他发言看,所谓“有位无德”,就是过于偏向法家思想;而有德无位,是过于偏向儒家思想,都不能单独设计制度。在儒法之间求平衡,才是理想的治国方案。
根据后代的考据,这段文字未必是孔子的原话。最起码“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应该是秦汉时代学者加进去的。但孔子是否真说过这段话,对后代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秦汉时期的中国人相信他说过,唐宋之后的中国人也认为《中庸》是最重要的经典。统治者喜欢用《中庸》提出的“慎独”精神训练士大夫,让他们越过自己的上级,支持整个体制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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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文化形象,只是一个顶着儒家道德的名字,具体发言很乐意和法家思想妥协,最终代表了2000年来儒法结合的国家体制。
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话题了。孔子代表之后几千年的儒法国家主流文化,和马克思交流会说点什么。
我认为,马克思和这样一个符号化的孔子反而没啥可说的,至少不会像人格化的孔子那样深入交流。因为到了19世纪马克思时代,类似于儒法国家的社会,在整个地球上已经不新鲜了。欧洲、中亚、印度甚至非洲都能找出类似的社会。从上千年的视角来看,这些铁器时代文明之间的共性大于差异,儒法平衡概念没有什么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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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欧洲军事贵族长期靠血缘关系和分封制来制造世俗权力的合法性,同时有一个相对官僚化的教会体系来平衡。蒙古贵族在扩张阶段对高级宗教兴趣不大,等到控制整个草原,打破了过去的部落体制,就会主动引入藏传佛教,安抚小贵族和普通牧民,给新的贵族体系提供合法性。也就连孔子最喜欢的宗法制和天子分封诸侯模式,也可以在第一个铁器国家赫梯找到样板,比周礼还早了好几个世纪。
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来说,这些外国同行是形象模糊的传说,对19世纪马克思来说,你们都是实验室里平等的样本,谁也别骄傲。所以,一旦孔子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化形象,给儒法国家的平衡性做代言人,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原文,就能送他一个套路性的评价。
马克思会说:孔子代表的儒法知识分子,在铁器时代早期,曾经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你们消灭了青铜时代的城邦边界,废除了人身依附性,打破了大贵族官学对知识的垄断,开垦了更广阔的土地,创造了一个更进步的时代。
但是,到了铁器时代末期,你们眼里还是只有土地的边界,看不到工商业可能创造的新机会,把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都用来维护现有秩序。你们甚至不承认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自己的财富同样重要,所以,一旦工业革命爆发,你们最多抵抗一两个世纪,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投降的代表人物要上断头台,不自我批判的文化要进博物馆。孔子作为一个人很值得交朋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牌位,现在就可以直接砸掉了。
然后我们看湖南台提出的第三个话题,马克思会如何评价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优秀”是一个有时代性的概念。孔子的儒法结合概念,放到青铜时代末期很进步,放到铁器时代就完全过时。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优秀的部分,不仅不能用当时的标准,甚至不能用19世纪马克思时代的标准,必须站在21世纪来考虑问题。
好在我们和马克思时代还有很多共性,就是工业给生产力提供了持续的增量,也给普通人提供了参与产业升级的机会。如果以千年为单位观察历史,在人类走出地球或者改变自身形态之前,我们和马克思还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可以用类似的标准评价传统文化的好坏。
标准也很简单:鼓励创造经济增量的文化,给普通人提供更多机会的文化,是好传统。消极保护存量,要求普通人无条件忠于现有秩序的文化,就是坏传统。
这样看来,湖南台挑选的传统文化代表,没有一个称得上优秀,马克思和现代人都看不上。如果必须寻找一些优秀的中国传统,应该在传统社会寻找一些破坏性力量,或者至少是改革性力量。
比如说,孟子和齐宣王对话: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段话,后来被孙中山引用,用来论证三民主义的合理性、革命的合理性,尤其是反袁世凯当皇帝的合理性。他说,孟子的发言,证明中国古代有半个民权主义,有思想的前一半,缺少制度的后一半。所以,要继承传统文化,就要参考欧美先进社会,建立现代民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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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这段言论,是1923年1月底发表在上海的。当时共产国际特使越飞也在上海,天天和孙中山见面,讨论更新中国革命模式的问题,孙中山已经吸收了一部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以才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二分法批判。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小学的教科书也沿用了孙中山的思路。当时小学还有历史课,分上下两册。上册讲古代社会,封面是陈胜吴广起义;下册讲现代社会,封面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在当时的历史教材看来,帝王将相家史不值得细说,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古代社会相对优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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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胜吴广造反了还是要当王侯,但他们起码剥掉了统治阶层的神秘主义,降低了未来开启新时代的难度。换到马克思来评价,陈胜吴广完全可以到拿破仑时代做军官,肯定比孔子或者其他儒家知识分子更值得交往。
说了这么多,最好的方式还是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场全国性起义太平天国,马克思同时做出了正反两面的评价。
马克思的正面评价,是对太平天国挑战古老秩序的勇气寄予希望: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的负面评价,是承认太平天国不能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机会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说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太平天国的保守性是魔鬼的表现,那魔鬼本身就是在工业时代继续停滞的儒法社会文化。而魔鬼的代表,就是提供了古代统治阶级主流文化的孔子。所以,让马克思评价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还是了解了21世纪历史的马克思,都不适合让孔子再出面。
如果让我选一个人,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和马克思交流,我推荐大家去看看70年代的语文教科书,一篇来自南宋《容斋逸史》古文,现代标题是《方腊起义》。建议大家都去看原文,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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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是一份演讲稿,方腊请周围的底层工商业人口喝酒,中途向听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一个家庭内部,子弟卖力干活,父兄奢侈消费不像是好事。如果是普通人劳动,统治者浪费,你们甘心不甘心?
这个问题从伦理层面质疑了儒家意识形态,不承认皇帝天然的统治合法性。
第二个问题,统治集团不仅自己消费,还把我们的钱送到外国。外国统治者满意了,他们地位会更稳固;外国统治者不满意,还得我们去卖命,你们喜欢不喜欢?
这个问题已经接近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深度了,公民有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就要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统治者不仅平时收税,最近还要粉饰太平,多收一笔钱造景观。这笔钱收起来没凭据,扰乱了市场预期。咱们都是工商业者,快吃不上饭了,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抵抗?
这个问题,在工商业阶层的立场上提出了纳税人的诉求,如果遇到地理大发现或者是工业革命,立刻就能给资产阶级共和国论证合法性。
方腊的三个问题综合起来,指责了统治阶级对内对外的无能,提倡了纳税人权利,还分析了服兵役和对外政策的关系,已经很接近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民族国家意识了。和真实的法国大革命领袖相比,方腊最缺的不是思想深度,而是工业和科技。因为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去落实他的政治规划,最后就算方腊的军队在军事上胜利,也只能复制上一代儒法国家的统治结构。
但无论如何,方腊的思想给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半前置条件,给打破历史周期律展示了可能性,肯定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我希望现在的语文课本能重新收录《方腊起义》这篇经典古文,给不断变化的中国提供文化自信。
昨天666期和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让孔子的三种文化形象分别和马克思交流,主题内容到这里就讲完了。这一期主要还是用马克思的理论评判孔子,没有让孔子反过来评判马克思。理由上一期我讲过,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历史知识储备差距太大。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再量化比较一下。
从生产工具给社会分期,马克思回头看,至少能看到4.5个历史周期。
首先,在马克思中年,现代考古学已经和地质学结合,对石器时代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是马克思能接触的第一个历史周期。然后青铜文明,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再加上马克思晚年已经看到的电力时代,一共是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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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孔子就差多了,他生活的社会,虽然之前也经历过石器时代。但孔子缺乏考古学和人类学常识,只能通过神话去了解上古社会。孔子世家就提到,别人把大型化石送给孔子看,孔子认不出是动物痕迹,说是上古巨人。所以,孔子只能算是了解0.5个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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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青铜时代,孔子研究周礼文献,从兴盛看到衰落,是孔子唯一深入了解的完整时代。至于铁器时代,孔子开私学应对变化,同时又拒绝接受铁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也只能算是了解0.5个。
综合算下来,0.5+0.5+1,孔子身上有两个历史周期的知识储备,其中只有青铜时代一个完整周期,和马克思的4.5个时代差的太远。孔子甚至不能拿出两个完整周期总结历史变化规律。所以两个人对话,必然是马克思指导孔子,分析孔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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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比马克思又多经历1.5个时代,从电力时代一直看到信息时代,凭借更多的知识储备,我们对孔子,对传统文化应该有更多的俯视感。
所以我专门做了这两期节目,主题如果总结成一个词,就是“去神圣化”。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但拿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手术刀,历史上那些看似神秘的经典,看似无所不知的名人,都能被解剖,轻松分成几份容易理解的逻辑。
如果是分析历史人物本人,可能还有点复杂性,需要一点社会阅历才能将心比心。但如果是分析符号化的代表人物,只要把思想发展脉络和同时代的历史事件摆到一起,逻辑关系自然就出来了,比拆一只螃蟹还容易。
比如说,你想看孔子的思想,就应该去读先秦春秋时代的历史,读一遍《论语》。如果你想了解孔子热爱的生活,就要把孔子编辑的《诗经》当一部生活史来看。先抛开后代的复杂注解,把诗经的原文当做普通人的发言,想想自己会在什么情况下有类似的感慨,不难和孔子心意相通。在这个基础上,你去看后人对孔子的注解,对孔子的分析,就不会看一句,信一句,也会产生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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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说,要看马克思的思想,也要找几本完整的原著去读,尤其是读马克思给报纸写的新闻稿,给朋友的书信。这些不刻意讲理论的文章,配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读,反而能更生动地展示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马克思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分析,这是马克思成年之后,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龄观察社会,能找到的最好的现代社会兴衰完整样本,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参考作用。如果只是看别人摘录的一两句话,很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解释带偏了。
但很遗憾,从湖南台的《当马克思遇到孔夫子》短剧来看,当代中国所谓学者,别说俯视古代文化,连仰视古代文化都很难,还处于神化的阶段。所以只能请郭继承领衔,举办庸俗化的玄学仪式,制造古代鬼话,想欺骗一些平时不太读原著的观众。
对此我想借用毛主席晚年的两个建议,送给观众。
第一句是: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第二句是: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这个世道骗子太多,防不胜防,但好在文化骗子忙着捞钱,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所以自己稍微读一点书,就能抵抗大多数文化骗术。我前面顶着马克思的名字,说了不少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不一定就正确。这里我也希望大家听毛主席的建议,学外语,读现代书,同时也读古书,读史书,免得也被我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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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感谢郭继承副教授和湖南台的导演,如果不是他们提出《当马克思遇到孔夫子》的题目,就没有我这两期节目。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关系,这个话题,今年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被提出来。我希望观众多读书,多观察现实,以后能在同一个话题上,做出更准确的解释。中国的未来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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