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648】在家委会三年，说说校园预制菜
大家好，2023年9月28日星期四，本周暑假刚刚开学，增加一期，欢迎收看周四更新的64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督工，今年暑假，部分地区推动“预制菜进校园”活动，引发广泛反对，一些中央媒体宣传预制菜的安全性，反而激发了更强烈的质疑。现在对预制菜的攻击，已经从“进校园”扩展到整个行业，扩展到所有加工过的半成品。比如深圳就有一个学校食堂买冰冻的肉类被家委会批评。
督工你怎么看这一轮关于预制菜的争议？
这个问题应该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对预制菜的质疑，一部分是对预制菜进校园的质疑，我先说预制菜比例提高的社会背景。
从8月份开始，我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信任度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我们一起复习《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5.22%，比2021年又提高0.5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比例即将突破2/3，大多数壮年人口已经在现代工商业单位赚工资，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弱儿童。另外，在大多数劳动力已经进城的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只有2.45，比上年下降0.05。城乡差距还在不断缩小。
对于普通服务业来说，廉价劳动力的工资决定了服务业的平均价格。现在农村不能再输出廉价劳动力了，所以服务业的涨价速度很快，超过了平均通货膨胀水平。
同时，这些廉价劳动力进城工作，拿到了比较稳定的收入，自己也产生了一部分服务业消费需求，所以服务业供给更稀缺了，进一步涨价。这导致中国普通人对社会进步的体验出现了分化。
首先想象你是刚刚进城，拿到稳定工薪收入的第一代城市居民。过去十几年，收入明显涨了，从一年几千块卖粮食钱，变成了一年几万块工资，所以给爸妈买了越来越便宜的电视和洗衣机，还能考虑之前从来不考虑的消费，比如说去饭店点菜，雇人装修房子——你的生活几乎全面改善，唯一的不满是房价太贵，如果是不在乎学区租房住，或者根本不结婚，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想象你是连续几代都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城市居民。你的工资在涨，手机可以换个新型号，门前的路越来越好走。但是想重新装修房子，价格总是超出预算，偶尔听到装修工人相互聊天，发现他们旺季的日薪比你还高。小区外面开滴滴的、送外卖的，忽略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收入似乎也和你差不多——如果说有什么让人安心的事情，那就是你十年前买的房子，价格已经翻了两番，似乎是一份随时可以变现的重要资产。但在有价无市的2023年，你很难按照心理价位出手房子。
这两个群体的感受差别，深层因素是中国工业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之前几十年，中国劳动力过剩，工业物资不足，所以和工业物资绑定的那部分劳动力——也就是干部和国企工人的收入高；不能和工业物资绑定的那部分劳动力，比如说农民和服务业人员收入低。城里的定居人口拿出一小部分工资，就能廉价购买超额的服务。
八十年代中期，大城市国企或者干部家庭，两个人加起来月工资100多块，他们拿出十分之一的现金收入，15到20元，就能在附近的农村雇一个全天候保姆，做饭收拾房间照顾孩子，这是典型的时代红利。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规模的增长，简单劳动力越来越稀缺，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服务业工资明显上升。新进城的这批农民，更是无论做什么都感觉收入上升，购买力增强，他们是新时代最庞大，最直接的受益群体。
另一方面，城市原有的中间阶层，工资涨幅没有那么大，还要花更高比例的工资去购买服务。比如说前面雇保姆的例子，现在一个月入一两万的城市家庭，花十分之一的工资不可能雇到全职保姆。这样的家庭，如果不能通过卖房子把时代红利变现，完全可能因为某些方面的购买力下降而产生不满。
饭店是最能反映经济落差的服务业，在美国华人圈，“刷盘子”几乎是新移民打工的代名词。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也有这样的规律，落后地区的人口去发达地区打工，把同乡的饭店当做落脚点，只要工资比种地高一点就能接受。看上去豪华气派的大饭店，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收入都远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所以从前厅到后厨，饭店都不在乎多投入人力，保证城市居民享受全面服务。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流水线生产的工业品，比如说预制菜料理包越来越便宜，买个自动颠勺的炒菜机也只要一两万，而现场工作的劳动力越来越贵，你去熟悉的中档饭店聚会，当然会发现价格明显上升，服务员密度明显下降，甚至会要求只能扫码点餐。这时候你想换一家饭店，人家饭店也是要盈利的，只有用预制菜节约人力，才可能保证价格稳定，让中层城市居民勉强接受。
就我观察，其实身边也有不少饭店在坚持自制食品，比如说工厂工地门口的盒饭店，卖炒面炒米粉的地方，就喜欢当场制作。人均几百元以上的中高价饭店，预制菜比例也很低。但这两种地方，中等市民都不会去。所以在中间阶层看来，自己在餐饮方面的选择自由下降了，受到预制菜的严重冲击。
从去年开始，就有一系列自媒体替这个群体表达情绪，说预制菜“没有灵魂”。这个说法倒是很接近核心矛盾，因为这些中间阶层需要的个性化服务，本来就是另一个有灵魂的人在廉价出售劳动力。现在别人也在工业化社会站住脚了，灵魂比较贵了，他们就不能经常吃带灵魂的菜了，得加钱。
社会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按理说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好。为什么会有一批人丧失了选择自由呢？
讨论任何问题都应该先了解基本国情，我还是推荐每个人都看看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虽然有疫情影响，但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在增长，达到3.69万，除以12是3075，自从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用“月入3000”来形容平均收入。
3.69万的年收入，中国人会花掉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2.45万，平均每个月2000元。具体到食品烟酒方面，全年消费是7481元，除以365天是20.5元。
饭店出售食品也提供服务，如果只用食品烟酒项目来概括吃饭，就有可能低估开支，概率虽然很低，但还是大于0。所以，为了充分乐观估计，我把人均消费包含的其他服务业项目都算进来，也就是绿色的“其他用品及服务业”，橙色的“生活用品及服务业”两项。加起来之后，全年的吃饭消费最多9508元，平均每天26元。这是中国人均吃饭开支的乐观上限，是路边摊和边角菜市场存在的原因，是我们讨论预制菜问题的基本前提。
对上面的数据，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全面工业化之后，中国人平均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收入不断增长，能购买的工业品越来越多，而且价格保持平稳。
其次，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要低于主流媒体的想象，26元的每日平均饭费上限，只相当于一个肯德基全价汉堡。只是因为相对穷的人对网络舆论的影响比较小，我们才忽视了平均收入水平下的消费需求。
了解基本国情之后，我们回头看选择自由问题。社会进步肯定会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但不是所有人平行提高，也不应该是所有人平行提高。一般来说，只有鼓励变化的社会才能进步。所以，那些主动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往往会拥有更多的发展红利。
比如说，进入新兴互联网行业的程序员，主动去非洲海外项目的工程师，就能拿到比较高的工资，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消费档次，跳过预制菜饭店。又比如说，而那些放弃农村生活，坚决进入现代工商业部门的年轻劳动力，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提高了收入，导致原来的顾客买不起自己的服务。
剩下的普通人就是原来的城市中间阶层，他们的生活稳定，过去十几年的工作方式变化不大，但是也分享了工业品越来越便宜的红利，占有的房产名义价格还越来越高。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服务业，他们被其他群体前后夹击，被迫放弃一部分选择自由，属于合理变化。从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国企员工和基层公务员也被迫放弃了雇佣农村保姆的自由。
当然，我知道城市中间阶层不反对社会进步，更不会排斥身后新进城的人口，他们只是希望新增城市人口也能和原来的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厨师现场服务；而不是被后面逐渐追上自己的劳动阶层拉下来，一起吃标准化的料理包。
但是，2023年的物价水平摆在这里，在人均26元饮食消费的基本前提下，新市民和老市民的收入逐步均等化，都希望避免每天做饭、洗碗的麻烦，偶尔出门享受一下饭店服务，结果只能是中档饭店快餐化，预制菜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于新进城的劳动力来说，能去饭店点餐聚会，是毫无疑问的进步。但是对于那些没跟上产业升级的城市原有中间阶层来说，这就有点难以接受了。
总而言之，过去几十年城市工业人口享受的廉价服务业价格，不是稳定的正常状态，而是工业化走到一半的过渡状态，是城乡贫富差距的副产品。等到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品相对贬值，劳动力相对越来越贵，预制菜渗透中档餐饮业就是大势所趋。所以，今年年初关于农村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要保护中国公民的吃饭自由，正确的思路是要求政府做好产业规划，像之前搞“菜篮子工程”那样，稳定预制菜的价格，保证预制菜的品质，以及鼓励炒菜机器人快速进步，最好能记住每个顾客的口味需求。过去几十年，普通人已经放弃了个性化的裁缝服务，穿上了高标准的工厂生产服装，相信我们也能在吃饭方面做出类似的选择。
大多数观众和我一样，也是普通人，不能保证自己在下一个经济风口上赚到超额红利。所以，平均工资提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如果总是期待贫穷的中国公民来提供个性化服务，那个被迫廉价出售劳动力的没准就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
普通人的确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辈子在食堂后厨切肉炒菜，但眼下心理上也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要吃预制菜。很多人通过家长委员会，坚决抵制预制菜进校园，督工你怎么看这个矛盾。
过去几年，我当过家委会委员，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盯着学校的食堂，向其他家长汇报伙食水平，这里我想先说说个人体验。
首先，仅就吃饭这一件事来说，中国学校的硬件设施天差地别。中小学普遍包伙食，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之前大多数学生不是回家吃饭就是带饭。所以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新建的学校有比较完善的厨房、仓库和食堂，而经济落后的地区，或者比较老的学校，只能用现有的条件凑合一下。
就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学校在外面的饭店订餐，先分到各个班级，拿到教室座位上吃，是常有的事情。到了冬天，装饭的大桶不保温，学生添饭经常会吃冷饭。从食品类型来说，碳水比例还是偏高；学校为了回避风险，简化流程，很少给学生提供鱼肉，大多数荤菜都是鸡肉，其他食品也往往偏软，对少年儿童的牙齿发育没什么好处。如果要认真给学校伙食挑毛病，预制菜问题真的排不上号。
另外，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发生在苏州这个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级市，一个GDP相当于中等国家的城市，而且还是主城区的学校。中国大多数地区没有这么厚的家底，问题只会更多。谈论中国食品问题的时候，务必记住我们人均20.5元，上限26元的基本国情，这笔钱是要应付三顿饭的。在食堂工资已经开始上升，但人民绝对消费能力还不高的年代，预制菜未必不是成本限制下，“最不坏”的方案。
放下经济问题不说，我到各个社交媒体去搜索话题，看了几千条关于预制菜进校园的反对意见，可以总结到两个方面。
第一种质疑是认为预制菜的添加剂、防腐剂放得太多，不利于学生健康。这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我注意到很多恐慌被伪科学放大了，几乎到了反对一切添加剂和预处理的地步。类似于前几年的日用品喜欢说自己“不含化学物质”。对于这种质疑，我的建议是国家不要区分预制菜或者自行制作食品，拿出国家标准统一检测就好，未成年人的饮食检测标准可以偏严一点，但绝对不要双标。这样反而有利于优秀的预制菜公司获得更多订单。
第二类质疑，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我不是不相信预制菜，而是不相信中国的预制菜”。这一类质疑往往会用奶粉举例子，说奶粉就是婴儿的“预制菜”，当年三聚氰胺加到奶粉里，解决问题还要靠外国舆论支持，现在凭什么相信预制菜的安全性。
如果不考虑背景新闻，这种质疑也是情绪大于理智，因为上面的话完全可以换成“我不相信中国的所有食物”。但是，在疫情三年过后，听说之前和地方政府一起搞核酸发财的企业转向预制菜，我在情感上完全可以理解人民提出额外的质疑。
刚刚过去的暑假，校园食品安全问题有一件大事，就是“鼠头鸭脖”事件。从法律上说，这件事算是已经解决了，学校食堂和背后的地方干部都要承担责任。但从我们媒体行业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从未结束，一直处于爆发状态。
当初中央调查组没出面的时候，有一大批媒体和自媒体网红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公开造谣，替当地政府辩护，坚持鼠头说是鸭脖，指责其他人的言论居心叵测。事情解决之后，这些媒体从未得到处理。在人民看来，造谣没有成本，当然是管理部门拉偏架。这些自媒体口径一致地造谣，显然是受人指使，存心掩盖问题。而且从常理推断，中央调查组得出结论之后，还留着一批能睁眼说瞎话的自媒体当网红，恐怕是故意养着这批收钱就办事的工具，下次想掩盖问题的时候再掏出来用。
政府不愿意给鼠头鸭脖事件收尾，今后再有地方机构和某个背景不明的企业联合发起行动，无论是预制菜进校园还是其他的创新，都必然受到十倍的质疑。哪怕是好事也推动不下去，这就好比企业找银行借钱，上一次贷款还没还，而且也没有任何还钱的表态，再借钱就得付出极高的利息，甚至根本借不到。如果所有改革都要付出类似的交流成本，中国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停滞。
所以，要想通过合理的方式推广预制菜，就事论事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必须严肃对待信誉方面的历史欠账，然后才能降低具体项目的推广成本。
如果之前没有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只讨论预制菜问题，督工你认为应该怎样推广呢？
首先应该建立样板学校，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降低监督成本。
作为年级家委会的委员，我很早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交流难度很大。家长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者不敢提出任何质疑，或者是全面否定学校的工作。这次预制菜事件也遵循同一条规律。
家长和学校交流难度大，原因是家长并不了解学校的运行模式，不知道学校怎样安排工作，甚至不知道学校的机构组成。至于说预算、人事安排、内部考核这些方面，更是只能在外部看黑箱。
我一开始觉得这没什么，毕竟我们都不是教育系统出身，不了解学校很正常。但我后来仔细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小学都是公立学校，小学和初中更是依据宪法和义务教育法统一设置的。国家甚至可以关闭校外培训机构，来强调对中小学教育的垄断性。这样说来，中小学就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样板，投资、占地、人员配置，教室温度、伙食供应，内部考核标准，都应该是全国基本统一的，只许锦上添花，不许打半分折扣。
有了样板，家委会就可以拿着国家统一颁布的学校组织条例，逐条考核学校的工作，达不到标准立刻向上级举报；达到标准，就不许对公立学校提额外要求。这种才算是落实了宪法规定的教育平等，至于预制菜能不能进校园的问题，完全可以用样板学校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的现实是，教育经费以县级单位筹集，学校也基本上是个别管理，地方政府甚至还指望着学区房来支持土地财政，所以在当前的财政制度下，样板学校当然是建不起来的。只有中央政府直接穿透所有地方政府，把所有教育局都改成教育部的派出机构，才可能实现学校的标准化。
但这紧接着又遇到下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录取指标是按省分配的，在优待少数省市的同时，对大多数省市采取歧视态度。所以就算所有学校都标准化，内部考核指标也肯定会有差别，所以只解决财政问题还不行，还得解决几十年的高考制度负面遗产。
如果只是为了给预制菜问题提供一个标准，提出这么多方案当然是小题大做了，但反过来说，如果不从制度和财政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预制菜问题必然是一本烂账。因为你根本没法定义学生应该怎样吃饭，以及谁为学生的午餐付钱。
有了标准化学校之后，并不是所有的教育问题都解决了。从疫情期间各地封城的例子来看，如果完全抛开市场，让地方政府或者公立机构来搞生产，搞分配，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秩序混乱。京东、阿里、申通这些机构，供应物资的能力，比基层社区强多了。所以，标准化的学校，恐怕也要外包一部分业务，比如说供应食材甚至直接运营食堂，我们还是要考虑怎样监督资本。
在大多数问题上，资本最大的敌人是另一个资本。竞争对手有最大的动力挖掘你的错误，所以，要保证食堂供餐质量，除了公开招标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各企业相互派侦探，派卧底，甚至是联合监督机构钓鱼执法，用利益来提高监督强度，这样我们才能信任当前的承包商。但这又涉及到中国缺乏集体诉讼制度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条最简单的推广措施，成千上万的网络发言已经说过了，就是领导先吃。政府和国企食堂带头应用，接下来是北京所有和部委有共建协议的公立学校，然后再考虑全国推广的问题。
这方面，特朗普可以给我们当榜样，这家伙非常喜欢当众吃肯德基，吃达美乐披萨，都是大量使用预制品的快餐，客观上给美国品牌做了最好的广告，也解除了公众对工业化食品安全的质疑。中国预制菜行业已经发展的不小了，应该支持某个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寻找中国的预制菜官方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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