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81】信达支援贵州地方债，2023年酷似1999
大家好，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581期睡前消息。我上周离开工作室好几天，回来发现积累了很多和往期节目相关的消息，可以和各位分享。
543期节目，我们介绍过一个另类的美国众议员罗伯特·加西亚。其他议员宣誓就职的时候，手里按着宪法加一本圣经，而加西亚不要圣经，要《超人》漫画，还是第一期的原版。他说《超人》漫画代表了正义的成长，代表自己的价值观。
4月初，美国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行星科学家——里斯特拉普成为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主任。这个政府职位管理一万多技术专家，以美国第一个火箭专家戈达德命名，需要和NASA局长一起就职宣誓。
在就职仪式上，里斯特拉普拿的不是圣经，也不是宪法，而是一本天文学科普书《暗淡蓝点》。这本书在中国也很有名，作者卡尔萨根，我就不多介绍了，建议每个人都看一看卡尔萨根的全部科普作品，可以减少很多社会矛盾。里斯特拉普拿着这本科普书宣誓，和前面那个拿漫画的议员一样，都是公众人物以现代文化产品做武器，打破宗教形式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这是值得赞赏的趋势，甚至可以说来得太晚了。
第558期节目，我引用了一张变形的俄罗斯地图，表现各地区战争伤亡数字的巨大差异。图上各地区面积都变形了，和人口总数成正比，而颜色代表伤亡水平。地图直观地表明，俄罗斯统治当局拼命避免从大城市征兵，尽量压榨边疆穷人和少数民族人口。一些亚洲地区的伤亡率达到了莫斯科的68倍。
基于这张图的信息，我认为俄罗斯没有建立正常的征兵制，社会对战争的支持度很低。普京和高级官员必须小心翼翼地和主体人群妥协，才能避免内部矛盾爆炸，结果是制造了对军人的普遍歧视，所以很难在战争中获胜。
我同时指出，乌克兰动员主体人群普遍参军，虽然引发了很多怨言，虽然牺牲了很多主流社会人口，但毕竟达成了反侵略的共识，真敢普遍征兵，所以能顶住俄罗斯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全力进攻。当时有人说，仅仅举一些知名运动员、商人死在前线的例子，不足以证明乌克兰征兵制相对俄罗斯的先进性。
这个质疑说的很有道理。后来有一位ID是“树荫宽时鸟自栖”的观众，基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公开信息，为我补充了两张数据地图：
第一张图还是俄罗斯的公开阵亡数据分布，和558期数据图的结论基本一致，只是地图形状没有根据总人口变形。
第二张图是乌克兰有姓名可查，且有出生籍贯信息的伤亡士兵分布，从地图上看，人口最密集的基辅地区虽然没有承受最多的伤亡，也是颜色最深的地区之一。其他的各州，不算俄国侵占地区，伤亡情况和人口分布基本一致，唯有切尔卡瑟州的伤亡率明显高于其他州。数据证明，乌克兰基本上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征兵义务，至少在面临侵略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现代国家。感谢观众“树荫宽时鸟自栖”提供的数据和翻译支持。
睡前消息39期的标题是《如何彻底消灭豫章书院》，当时我有这样的判断：
自古以来，大多数家庭就把殴打作为重要的教育方式。到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开玩笑，说“我妈已经三天没打我了”，一点也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合适。千万别以为这些学生在家里的待遇比在培训班好多少。
从社会学来说，豫章学院的存在基础是家长能力不足；从法律来说，豫章学院的基础是习惯法允许家长虐待孩子，家长又把这份私人权力授权给私营培训班，所以才会有现在的问题。
最近，随着豫章书院案件在法院判决，浙报集团的“潮新闻”团队深入采访了豫章书院的受害者，报道标题是《被父母骗到豫章书院后：他们在无法逃离的原生家庭里漂泊》,我推荐看全文，这里请静静帮我读几段：
“到处都是铁丝铁网，像个牢笼。”周禹诚和烦闷室里的另外两个新生制服了监督他们的教官后试图逃跑，却被巡逻的教官发现，打了他三“龙鞭”，那是一种用钢筋做成的拇指粗的鞭子，打在身上火辣辣的刺痛。“三个以下的龙鞭不用通知家长，三个以上的，他们会告诉家长，你小孩犯了什么错误，我们要略施惩戒，一般十个起的比较多。”
没有人敢在被老师全程监控的电话里哭诉或是讲方言，在豫章书院困了两年的童婕明白，一旦有人尝试在家园游学会的开放日上和父母诉苦，大门一关，所有学生都要受罚。即使后来父亲知道了周禹诚在豫章书院里的遭遇，他的反应也只是一句“不乖就是该打”，只不过对儿子的施罚者从他变成了第三者而已。
“不温顺、不服管教、特立独行”是父亲对童婕的评价。在父亲看来，豫章书院不仅能管一些不听话的孩子，还可以教国学知识，符合他“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但童婕认为，这不是正常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他对我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说白了是发泄”。她觉得父亲对她像是条养的狗，听话服帖就给点零花钱作为奖赏，顶嘴反抗则动辄打骂。但她不是宠物，一个具体的人怎么能被驯化？
29岁的童婕始终有个解不开的心结：初二的某个周五，她在晚自习后回到家里，询问父亲能否把自己送到姥姥家去看看老人。因为父亲的家庭暴力，当时童婕的父母已经分床而居，父亲和姥姥、姥爷的关系也并不融洽。
“我爸先是薅住我的头发把我从里屋拽出来，然后把我的头摁在床上，开始用拳头捶我的脸，又把我拉到客厅，我妈各种拦根本拦不住”，童婕苦笑着问：“你知道人的嘴唇是会爆开的吗？我当时眼睛里全是淤血，脸肿得不像个人，我之后一直反反复复地想这个事情，但我没法给他找到任何理由。”她至今记得当天的所有细节。
“豫章书院”并没有消失，打着“行为矫正”、“戒网瘾”等旗号的素质教育学校仍然层出不穷。17岁的小俞去年刚从湖南的一所“法制教育基地”离开，她一直在等着自己成年的那天。“我现在还要念书，不念书我早跑了。对我妈妈没什么好恨的，我就想逃离，逃离这个原生家庭。”
从这些受害者案例来看，豫章书院的主要策划者根本不是在法庭上受审的人，而是遵循传统道德，用暴力来管理家庭的父母。所以我的结论还是39期的观点：
这样看来，对付豫章书院的办法很清楚了，就是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师数量，增加心理学专业人员，开设更多的寄宿制学校，给那些能力不足的家长一个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国家也必须介入私人家庭生活，审查父母的心理状态和教育方式，如果问题比较轻，就批评教育，如果屡教不改，就果断剥夺抚养权，把孩子带走。不允许国家来审查私人生活的家庭，不能允许养育孩子。在未成年人成长方面，有罪推定是必要的法则。
说起“社会化抚养”话题，就不只是谈人口质量，更要谈人口数量。3月31日，广东省的2022年统计公报终于出台。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年轻人最多的广东省出现了一个恐怖数据，2022年人口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27万人，是40年来第一次负增长。
工业化地区生不出足够的孩子，过去有很多解释。2022年，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省级单位上海做了一次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其中最有意思的数据是统计了育龄人口不想继续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其中41.8%的市民选了“对现状满意”，2.2%的市民选了希望生活更轻松自由，加起来44%，这和很多人的直觉正好相反。
现在一说起生育率下降，很多人就说，福利太低，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想生孩子。但上海的调查说明，工业化社会提供的安全感、工业化社会提供的新型娱乐模式，才是生育率的最大敌人。
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来自“养儿防老”的压力，来自邻居抢土地、抢水源的威胁，来自天黑之后的无聊寂寞。一旦退休金解决了养老问题，警察提供了安全的环境，文化产业提供了廉价的游戏和电影，人类的生育本能就弱化了，甚至保证不了基本的人口更替。
但我们也知道，上海老人的退休金来自于外地年轻移民缴纳的社保，上海社会的安全来自外地年轻移民承担的警务人员高工资，就连上海的SNH48女团也有一多半来自上海之外。这对一个城市来说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推广到整个国家，恐怕未来只能从印度和非洲引入几十亿年轻移民，才能保证现在的十几亿中国人享受快乐和安全。
现在嘲笑美国和欧洲移民问题的媒体，没有哪个愿意正面讨论中国未来人口危机。把中国人口问题当笑话的人，恐怕也不会签一份协议，60岁之前自杀，不占用养老基金。如果你既不想自杀也不希望和几十亿移民主动文化融合，唯一的选择是支持政府奖励生育，让政府先加税，再把钱发给愿意多生孩子的父母，尤其是补偿母亲的怀孕负担。
但生育只是孩子成长成本的一小部分。连生育都担心影响生活质量的父母，肯定不会全心全意投入精力搞高水平抚养。而前面豫章书院的例子证明，传统社会的父母，也不能培养当代社会合格公民。所以奖励生育的下一步必然是社会化抚养，逻辑上根本没有第二种选择。
另外，还有28.5%的市民认为抚养成本高，4.8%的市民担心子女没人照料，加起来正好33.3%，制造了三分之一的生育缺口。这更是社会化抚养要解决的对口问题。如果我们在2023年不把社会化抚养提上日程，或者把社会化抚养方案当一个闹剧，将来就会亲眼看到中国家庭上演无数悲剧，甚至是享受生化危机风格的恐怖片。
回到资讯话题，睡前消息节目的第一号老朋友，当然是代表了贵州地方债务问题的独山县。我听说2019年的第140期节目之后，贵州地级市融资平台的难度都上了一个台阶，借新还旧的利率跳了一个百分点。不过这显然没阻止贵州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继续暴涨。2018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的数据还是地方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最近媒体已经普遍使用超过100万亿的数据了，5年翻一番还多，任何经济发展数据都追不上。
土话说的好，“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这个4月最大的国内新闻，是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两手一摊，还不起钱了。原话是这样的：
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各市县反映的突出问题，积极向国研中心争取“智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提出差异化、可操作的建议。
这里我要说一句，从社会整体视角来看，没有凭空产生的债务。一部分人欠的债，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财产，至少是账面上的财产。去年年底遵义城投公司公开宣布债务延期，156亿债务强行拖20年再还，而且前十年只还利息不还本金。考虑到过去20年的通货膨胀率，债务延期20年，实际上就相当于勾销了一大半。
从公开数据来看，遵义道桥的156亿债务，中信银行、贵州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提供了一大半。借钱的时候，银行贪图政府信誉担保和企业的较高利息，想着安全发财，没想到地方国企直接盯上了银行的本金。
银行的本钱，只有一小部分是自己的资产，大多数是储户的钱。如果贵州的地方融资平台都像遵义道桥这样搞延期，我提醒一下，国家存款保险基金的余额只有549亿了，甚至连一个中型银行的窟窿都填不上。
更可怕的是，498期节目提到过，遵义是贵州交通条件最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某些经济数据甚至比省会贵阳还强。而遵义道桥又是遵义实力最强的融资平台。如果连遵义道桥也只能说延期20年还债，其他大多数融资平台一旦停止借新还旧，恐怕只有直接破产赖账的选项。然后就是几十个银行跟着破产，取不出存款，去年河南的危机会以百倍千倍的规模上演。
更近一步说，要是贵州公开赖账被默许，整个中西部的融资平台都一定会跟进学习，到时候，国家恐怕只有制造一场超级通货膨胀，才能把债务稀释到可以承受的水平。所以，上级政府并没有正面回应贵州省的喊话，而是默默派出了有经验的机构来支援。
4月20日，中国信达公司的副总裁赵立民到贵州参加活动，与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贵州国资委的领导一起露面，请静静读一下赵立民的发言：
中国信达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信心，对与贵州开展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务实合作充满信心。中国信达将通过组建50人金融专家团、建立“1+14+N”综合服务机制、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活动等具体举措，重点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助力国企改革、房地产纾困等方面与贵州开展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信达公司是财政部拨款成立的央企，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听到这个名字，中年人就应该想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艰难日子。
当年成立信达公司，原因是国有银行服从地方干部的指令，在90年代向地方国企放了太多贷款。但国企没有创造出有价值的资产，根本还不上，只能不断借钱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导致四大国有银行都接近于破产。所以中央不得不成立国家级的四大不良资产公司，每个公司切走一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用刺破经济泡沫的方式，让银行轻装上阵，不至于把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拖垮。我们可以把信达公司看做金融僵尸的法医和火葬场，烧掉能扩散的僵尸病毒，让剩下的经济单位能活命。
信达公司的成立日期是1999年4月20日。24年之后，又是4月20日，信达公司出现在贵州省，这说明中央机关决定用类似的方式去解决贵州问题。不知道独山县那400亿借款形成的资产，最后核算成不良资产，能不能折出十亿的价值。
568期提到当代青年自比“孔乙己”的话题，我用过一个简化模型。所谓“孔乙己”，就是受教育之后找不到高收入工作的青年。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高端职位，必然是操纵复杂工具，进行高效率生产的职位。如果复杂工具不够多，剩下的职位就一定是低效率的简单劳动，工资一定高不了。
地方干部主导的的企业无限占用银行资金，买了钢铁或者其他物资，拿去造空荡荡的公路，造导游比游客还多的景区，炒高了房价，结果就是企业得到的资源少了，复杂工具不足，高端岗位稀缺。就算受了教育，年轻人也只能做简单劳动，同时还要承担高房价，所以对社会不满。
这种经济问题90年代就出现过，1993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0元，海南炒旅游概念，炒房地产，房价就到了每平方米7000，相当于今天的每平方米20万。有个段子，90年代建行自己的投资公司抱着投机心态冲到海南买土地，拿着图纸就付钱，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土地还在海面下面。但负责人也不觉得亏，还指望着房价进一步上涨，把填海的成本赚出来。
与其同时，90年代国企赚不到钱也拼命涨待遇、发奖金，扩大编制，给职工子女都安排工作。反正企业可以到银行借更多的贷款填补现金流，谁都以为好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都以为金融系统有国家担保，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家信用终于扛不住了，国企大下岗，消灭一大批高福利职位，废除分配住房制度，实际上抬高买房难度。1999年大学毕业生只有85万人，但国家还是坚决废除了大学生包分配的传统，都推到市场上自己找工作。
过去几年的问题和90年代很像：
90年代地方国企糟蹋贷款，2015年之后的国有融资平台也无限借钱；
90年代有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的房价显然也不反映真实需求；
1997年有亚洲金融危机打击出口，最近几年也有疫情和贸易战。
所以，当前的情况非常像1999年，只是中央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都没有搞大下岗，只裁了一批编外人员，结果当然是体制外的年轻人找不到职位，对买房绝望，闲下来就写孔乙己文学。
同样的肿瘤，可以用同一把手术刀来切。时隔24年，我们又看到信达公司冲到经济第一线，挤泡沫的时代又到了。长痛不如短痛，我衷心希望信达公司像当年一样放手工作，无视地方政府的面子，把经济泡沫都割下来，千万不要因为投鼠忌器，就放任地方债务继续扩张。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数出来的泡沫清算负责人，不要让剩下的干部抱有侥幸心理，以为过去十年胡乱借债的玩法可以再来一次。以后新的地方债，不能让几年就调走的行政领导拍板，而是必须让本地人大审核，让每个当地公民都知道，借债最终要本地人来还钱，不是加税就是减少公共服务。这样才能有效缓解债务无限扩张的压力。
从昨天24号开始，雄安新区车辆管理所开门营业，受理本地新车登记业务，分配的车牌号段是冀X，似乎暗示着将来的雄安新区还是一个河北城市。
而之前的3月31日，河北新闻联播曾经兴高采烈地宣布，有四所北京高校要搬到雄安。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预计2025年开始在河北招生，2035年招生完毕。
这三所大学，除了北京交大属于旧中国交通体系之外，都属于50年代承接苏联工业援助的“老八校”，是中国第一波工业体系建设的代表，而北京交大的代表性技术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出来的铁路工程。现在传统工业过气了，不符合北京一线城市定位了，四所学校搬走很合理。
在河北一面说，河北只有一所211大学还在天津，现在一下子接到4个211大学，就算不是风口上的专业，也是欣喜若狂，所以省委书记倪岳峰亲自出来迎接，到雄安新区和4所大学座谈。
但是，仅仅3天之后，风向就变了。4月2日，这四所学校全部发表声明，宣布以后的发展策略是“一校两区”，绝不会把自己变成纯粹的“冀X”大学。比如北京科技大学是这样说的：
北京校区重点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科技创新基地、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和国际交流基地。雄安校区是未来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承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推动联合研究生院、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助力雄安新区建设全球人才和科技创新高地。
从学校声明来看，只是一部分研究生和创业基地会去河北，正常教学科研都留在北京。然后再看北京交通大学的声明：
雄安校区作为新校区，是落实中央和教育部关于雄安新区建设、疏解非首都功能等战略部署，解决学校办学空间不足，着眼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长远布局。
北京海淀校区作为北京交通大学这所百廿老校赓续发展的根基，将进一步保持优势，突出特色，调整结构，持续做优做强。雄安校区和海淀校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扣除漂亮的套话，里面只有一句干货，就是海淀校区是根基，雄安校区承担“互补”职能，任何实质性搬迁都不做承诺。其他两所学校的具体声明就不读了，大致意思都一样，河北又是空欢喜一场。
这里我要回顾一下我2017年的评论。雄安新区概念，是2017年4月1日提出的，那天晚7点的新闻联播播报了中央决定，当晚10点46分，我发出了简短社论，标题是《雄安新区设立，会出现河北清华大学吗？》，这里我想再读一下当时的逻辑分析：
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会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呢？目前新区的总体规划图尚未公示，但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来考虑。
首先，和浦东、深圳相比，雄安新区少了水运和充足的淡水供应。浦东濒临长江、黄浦江；深圳地处珠江口，都可以利用船运降低工业成本，用河流满足工业用水，还能够通过海港与世界市场相连。雄安新区不具备上述条件，也不可能抽干白洋淀给工厂。再加上起步区只有100平方公里，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
其次，北京本来也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2016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4762.50亿元，超过北京的4266.8亿元。何况金融需要产业集聚效应，北京的金融业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北京的首都行政职能，并非像上海、深圳那样依托周围的产业带而形成，很难想象金融企业向雄安新区转移。
第三，既然新华社通稿明确指出分解“非首都职能”，北京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指挥机构也不会搬迁，不要指望农业部或是国家税务总局搬到雄安。
这样排除下来，还能搬迁的就只剩下教育、科研、商业（非金融）等行业了。这时我们再看新华社通稿的前几条：
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
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
……
要保持环境，要发展高新产业，最后总结下来就是第一条的“绿色智慧”新城。不意外的话，教育和科研机构会优先搬迁，大型医院和非金融性的央企会随之跟进，然后剩余的土地向各大企业的研发中心、各大文化机构的创作中心、各大媒体的信息中心招商，从而培养一个生产非实体产品的超级新区。
这时我们回头看，哪些机构会优先搬迁呢。不意外的话，我猜大学将是被首先疏解的目标。目前北京有8所“985大学”，26所“211大学”，而上海重点大学的对应数字则是4和10。在8所北京“985大学”中，有三所带有“中央”或是“中国”的冠名，四所拥有“北京”的冠名，仅有清华大学不需要因为搬离首都而更名。
再考虑到清华大学的标杆作用，我猜清华大学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迁入雄安新区的样板单位。而有中国医科大学（沈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个先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也完全可能跟进。
这篇文稿发布之后两周，清华大学在人民网郑重回应。由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专门否认搬迁的可能性。
到了2017年底，人民网评选年度网络十大谣言，我再次发现了自己的笔名，请静静读一下人民网的批判：
2017年4月1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横空出世，这一战略选择被称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瞬间引爆舆论。当晚22：46，观察者网刊发专栏文章《马平：雄安新区设立，会出现河北清华大学吗？》，文中提到：“我猜清华大学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迁入雄安新区的样板单位。”该文被新浪、网易、中华网等多家网络媒体转载或引用。4月2日，某搜索转载该文，更是将标题修改为《媒体：河北雄安新区设立 清华大学要去河北了》，使本来一个猜测性的信息变成了肯定性信息。
4月7日，未来网刊文《科研院所外迁雄安新区？中国社科院、清华回应尚未接到通知》，文章称，记者联系多位社科院、清华大学等科研学者，获悉“目前尚未接到外迁通知”。4月14日，人民网刊文《清华大学将迁入雄安新区？校方：我们没有相关的消息》，再次明确，清华大学迁入雄安新区是谣言。
雄安新区被公布设立之后，相关谣言屡有发生。与“清华大学迁入雄安”相类似的谣言还有“87家央企迁往雄安新区”等。
2023年的今天，我重新回顾当年的分析，大多数逻辑依然成立：
我2017年说雄安新区没有足够的淡水，所以搞不了大工业，现在的确没有大型生产线迁入。
我2017年说北京的金融业依附于政府机构，所以金融中心去不了雄安，现在也没听说雄安会成为金融中心。
我2017年说雄安的定位是“分解非首都职能”，所以也不太可能承接部委和军事单位，这一点也符合现实。
排除法做下来，北京城里只有大学和科研机构能带头，去雄安引领绿色产业。只是我没想到，不仅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搬不动，就连北京地质学院、钢铁学院、林学院和铁道学院都搬不动。我们必须严肃考虑，为什么北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恐惧“冀X”车牌，都不愿意去雄安。
565期睡前消息，主题是分析中央公务员的数量和招聘问题。当时我建议，中央机构不仅不该压缩，还应该扩大，只是扩出来的公务员不应该留在北京，而是应该分散到周边城市：
……所以我建议，如果北京户口和房价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把各部委总部都搬出北京，一方面可以让部委雇佣更多的中央编制公务员，扩大垂直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自然缓解了北京的人口压力，降低了房价。更重要的是，一旦大多数部委公务员离开北京，他们就会自发仇视北京户口的特权，推动积极的改革，对全国人民都有好处。
节目刚刚播出，我就发现了一个好案例。3月27日，日本第一个搬出东京的中央机构开始办公，文部省文化厅长官带着70个公务员搬到了京都，预计后续要带390个员工过来，占日本中央文化系统职员数量的70%。
日本的京都是过去的天皇驻地，连续1000多年是日本理论上的首都和实际上的文化中心，把文化厅搬过来，的确有很强的合理性。但中国在北京之外也不难找到类似的外迁地点，比如说上海港做世界第一大港已经连续13年了，完全可以把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的外贸司、亚洲司搬过来。至于电子商务司，设到杭州甚至义乌似乎更好。
过去的铁道部现在是铁路总公司，刚建国的时候还可以说北京处于南北铁路网的中间位置，适合管理，现在主要铁路网在山海关之内，铁路总公司搬到郑州或者武汉应该没问题。自然资源部现在代管了过去海洋局的职能，可以把海洋管理机构放到宁波，也完全可以利用天津滨海新区数不清的空房子，把海洋战略规划司、海域海岛司搬过去，方便干部熟悉海洋工作，反正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已经设在天津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打破思维惯性，打破户口特殊福利，就能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让北京之外的新区发挥自己的作用。
581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