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62】罪犯家属考公，支持/反对都“跑题”
大家好，2023年3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62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上周，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周世虹对记者介绍了今年要提出的正式建议。两人的建议都要求 “从法律上消除对（犯罪）前科人员亲属的歧视性待遇”，要求就业市场平等对待曾犯罪人员家属，尤其要在公职人员考录的时候一视同仁。
新闻引发关注后，法律网红罗翔表达了观点，认为限制罪犯子女考公务员不合理，违背了“无罪不罚”的法治精神，而且最终会制造更多犯罪。
这些言论带来了更激烈的网络讨论。支持一方认为应该落实公平原则，政审的时候不能用家属犯罪一票否决；反对一方认为允许罪犯家属当公务员，影响法律判罚的威慑力，也损害公立机构的权威性。
3月1日，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罪犯孩子是否能考公,值得一辩》，但并没有表达明确立场，督工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首先表态，支持政协委员的提案，支持罗翔发言的法制精神。但我并不认为修改政审条款就算一了百了。因为无论是认同现行政审条款的人，还是批判政审条款的政协委员，都无视了公务员制度更主要的矛盾。双方辩论越激烈，中国社会距离核心矛盾的目标就越远。
我先讲四个支线逻辑，解释我支持罗翔和政协委员立场的原因。
第一个支线逻辑，和睡前消息节目的经典话题相关。因为很多人支持政审筛掉犯罪家庭子女，重要理由是这些家庭教育很可能出问题。
作为一个42岁的中国公民，我见过基层公务员的日常生活，难度和重要性都不比大多数其他工作大，完全在正常年轻人能承担的范围内。同时，2021年中国刑事起诉了174万人，几十年积累下来，中国起码有上千万个家庭包含前科人员。
如果你默认犯罪前科家庭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基层公务员，那你应该用同样的力度去支持社会化抚养，把犯罪家庭的孩子带到更适合成长的地方去，而不是把上一代的犯罪惩罚延伸到下一代。简单地说，现行的政审制度和社会化抚养有同样水平的合理性，而国家并没有建立同等规模的社会化抚养机构。无论你站在现行政审制度的哪一边，都应该要求国家尽早消除这个矛盾。
第二个支线逻辑，是限制犯罪家属进入公立机构会产生很多意外效果。
这里我想先回顾去年的479期节目《株连三代，承德防疫政策不是新发明》。到目前为止，用“承德”做关键词，这条视频还排在B站搜索列表的第一位。
479期节目的起因，是承德高新区为8月的疫情推出了额外的流行病调查政策，同时给不配合流行病调查人员加了三条额外惩罚。请静静再帮我读一遍：
- 涉疫人员是党员、领导干部亲属的，一同追究党员、领导干部管理不好亲属的政治责任。
- 涉疫人员是企业家的，列入银行黑名单，不得申请各类贷款。
- 涉疫人员是个人的，列入高新区个人失信记录黑名单，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不得参军、不得入党、不得报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
当时我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是公务员家庭争家产的好工具。普通人可以威胁公务员亲属放弃继承权，签署分家协议，否则就要公开抵制做核酸。
更进一步说，世界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既然基层政府要求公务员承担额外的义务，对自己的亲属负连带责任，就必然要默认公务员在自己的熟人社会当族长、当“乡贤”，可以替亲属做一些决定。很多县市搞拆迁的时候，派公务员回家去动员亲属朋友接受拆迁条件，实际上就利用了这种权利和义务。
古代的族长可以用私刑落实家法，今天的公务员族长只能通过分配利益建立权威。要求公务员对自己的亲属犯罪负责，结果就是平时公务员必然会对亲属分配一些法律之外的好处，用国家资源维护现代封建秩序。
所以，去年的节目就坚决反对政府要求公务员对亲属的行为负责，今天我也坚决反对考公务员和亲属的犯罪行为挂钩。现代社会不能鼓励封建化的团体出现。
第三个支线逻辑，是限制罪犯家属考公务员，很可能会增加治安隐患。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鼓励罪犯自首的，此外还有补充条款，就是直系亲属如果能劝说罪犯自首，甚至是代替罪犯去公安局报告罪行，也可以给法官提供轻判依据。但如果另一份文件规定罪犯家属要一起承担犯罪后果，而且是终身的就业限制，肯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掩盖亲属的犯罪行为。这里再次出现了文件精神相互冲突的问题。
第四个支线逻辑，是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家属和犯罪受害人重合，报复家属等于报复受害人。
我看到很多人支持现行政审制度，一个理由就是让别人想想受害人的感受。但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有多少比例的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如果家庭内部有犯罪记录就限制受害者就业，显然不合理。有人开玩笑说，私生子有继承权但不用担心亲属犯罪牵连，比婚内子女还舒坦，这暴露了制度最荒谬的一面。
四条支线逻辑讲完了，我并不指望能彻底否定现行政审制度，因为四个逻辑矛盾都可以通过打补丁来解决。
比如说，我借题发挥说社会化抚养，另一边完全可以说，局部社会化抚养就能解决问题。我说株连制度会制造封建权利，另一边可以说现在大多数职务只考察直系亲属，直系亲属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能算封建联系。至于说和自首制度的冲突，受害人和犯罪亲属重合的可能性，都可以归为小概率事件略过。
但是，我根本不会介意类似的争论，因为这不是今天节目的重点。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公务员考试能不能搞就业歧视，而是为什么公务员考试的就业歧视能够成为社会热点。
在市场经济秩序下，从长期来看，就业歧视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理由很简单，脱离经济依据的就业歧视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甚至企业承担的比例可能还要大一些。因为企业不会只歧视一个劳动者，必然是歧视一个群体。这说明就业歧视会导致企业缩小自己的招工范围，降低劳动力性价比，提高生产成本。
所以，能在市场规律下保留的就业歧视，往往有可靠的经济数据支撑。比如说建筑承包商、矿井和大多数军队单位公开拒绝女性应聘，原因是女性的体力不足以完成工作。还是有很多企业拒绝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倒不是轻视女性的工作能力，而是政府把生育补贴的压力都扔给企业了，企业不得不避免招人用不上的风险。这种就业歧视，严格来说不是歧视，而是企业的正常经营策略，我们不能指责企业只雇佣擅长工作的人。
真正的就业歧视，往往来自管理层的执念，脱离经济理由，坚决不用某个性别的人，某个地方的人，或者某个属相的人，玩某个游戏的人，某个学校的毕业生。一般来说，这些歧视都会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同时降低同行的用工成本。很快竞争对手就会用更低的报价来打脸，来抢市场，甚至打败歧视企业。就业歧视也就自然消失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公务员和其他公立机构审查应聘者的时候，用亲属犯罪行为做一票否决，这个判断到底有没有经济学依据。如果有，我们应该拿数据出来证明。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回答为什么歧视行为没有被淘汰，反而逐渐加强。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是纳税人，是公立机构的老板。每个来应聘公务员的人，都打算从我们的口袋里拿工资；每个得到公务员职位的人，都会在今后几十年增加我们的税收负担。所以哪怕你和亲属永远都不考公务员，也必须严肃考虑公务员招录的就业歧视成本问题。
其实前面的逻辑推导已经给出答案了。既然市场规律会慢慢消除大多数就业歧视。那公务员招聘的争议就证明公务员待遇有反市场规律的一面，所以不能通过自然竞争消除就业歧视。
政府和公立机构不是普通的企业，没有义务必须全面服从市场规律。但在这个问题上，普通公民既是出钱的雇主，又是潜在的应聘者，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招聘条件反市场规律，然后才能判断是否应该保留这些条件。
在公务员考试成为年轻人首选出路的今天，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公务员职位有哪些地方突破了市场规律，我总结成三点：
- 公务员的工资和隐形福利加起来，高于市场上类似工作的报酬，拉开了明显落差。
- 普通工作如果不缺合格应聘者，经营者往往会降薪，节约用工成本。而公务员的合格入选人员就算比岗位数量多几十倍，也不会降低待遇。
- 公务员提供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度。普通工作人员如果不求快速升迁，完全可以无视竞争压力，敷衍工作等退休。
在这3个条件下，公务员职位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福利。拿到福利的人都会感慨“上岸了”，带着优越感看那些还在市场经济潮水里面努力游泳的同学。
考试之前，选岗位的过程就有点像买彩票，笔试之后，面试更是要靠幸运值加分。可以说，公务员职位是有规律性，也有偶然性的福利，如果只允许一部分人来拿，必然会产生就业歧视争议。
反过来说，如果公务员招录遵循了市场规律，消除职位的福利性，在合格应聘者多的时候降低工资，就业歧视的争议就会立刻消失，至少也会收缩到肉眼看不见的水平。
消除公务员职位的福利性，这并不是难以想象的操作，因为公务员群体比我们更清楚市场规律。几乎每个单位都雇了一批按市场工资水平结算的临时工、编外人员，目的就是省钱。
而一个在岗的公务员不仅要消耗工资，更要消耗办公开支，有权力的公务员还会主动放大投资创造政绩。这些成本往往要比养人成本大几倍。如果我们能把公务员工资降低到市场水平，辞退过剩公务员就不会有多少怨言。我们可以节约下远远超过公务员工资的经费。
就算不大幅度降低待遇，起码我们可以放弃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现在的公务员终身雇佣制也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基于官僚惰性形成的惯例。我们必须突破官僚惯性，认真考虑是不是应该发N+1的工资送公务员另谋高就。比如说黑龙江人口马上要降到3000万以下了，现在还维持着110个县区编制。而甘肃省只有2500万人，也维持着八、九十个县区编制。如果能参照劳动法随时裁员，行政区划改革就消除了最大的人事阻力。
一旦给出了合理的工资和裁员模式，让公务员在同等工作强度下的报酬符合市场水平，普通人就不会太在意当公务员的机会了。能当公仆为人民服务当然好，没有这份机会也无所谓。比如说，前面提到矿工不要女人，军队很少招募女性，都不会引发就业歧视争议。偶尔社会新闻提到某个老板迷信神秘主义，不要某个属相的人，大家都当个笑话讲讲，甚至懒得认真批判。
所以，我说关注犯罪家属就业权利的人都跑偏了，眼里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核心矛盾是公务员职位包含了太多的的福利属性，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不是卡塔尔、阿联酋，还没有富裕到用公务员职位来发福利的地步，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让公务员招聘模式尊重效率原则，避免过度福利。这是消除网络争议的釜底抽薪方案。
之前督工你建议公务员加强流动性，很多人就担心这会导致地方领导随意开除自己不喜欢的下属，在决策和实践方面都搞成一言堂，用小利益集团垄断地方权力。督工你怎么看？ 我建议大家回去看睡前消息466期，第一个话题是讨论各地抓“躺平干部”的做法。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做为一个公民，我是全体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衣食父母，我交税养了这些人给我打工，当然不希望公务员“躺平”。所以我赞同各单位都应该对付懒洋洋的公务员，该降薪就降薪，该开除就开除。既然大多数人考编制的目的是“上岸”，就不能搞终身雇佣制和缺乏绩效的工资待遇。
但是，我反对通过收集无记名信息确定“躺平”名单。无论是用民主评议程序提名，还是靠匿名举报线索调查，都是管理上的反面案例。50年代“反右”已经证明这是最不靠谱的方案。
现在找躺平干部的的程序是用不记名的选举和举报提名，然后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来审查名单。显然正好避开了民主自由的优点，发扬了缺点。
正确的逻辑是让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自己指出躺平干部候选人，然后用无记名投票来评议，把考核指标拿出来，上级组织部门来审查。如果群众和上级组织部门认为单位领导提出的名单基本正确，那就落实，如果有明显偏差，比如说群众公认领导的亲信才是最躺平的，但是没被列入名单，那就换掉单位领导。
就算没有反躺平运动，平时也可以用类似程序来淘汰不合格的公务员。部门领导需要有能力威慑消极的公务员，但群众和普通公务员也应该有合理的程序制约单位领导。
现在公务员流动性的问题也适用类似的逻辑——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集团，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我们要尽量避免为我们打工的人形成永久性利益集团。如果公务员不能正常淘汰，那你不用担心其他利益集团问题了。因为整个公务员群体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个不会因为产业升级失败而损失发展机会的集团。
我建议公务员职位去福利化，建立常态化淘汰机制，就是为了让公务员群体也感受到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人民一起承受来自世界的竞争，否则不仅是人民利益受损失。公务员团体内部失去了淘汰机制，也必然只能用A4纸雕花的方式假装自己还在跟随社会进步，最终把年轻人搞成脱离时代的废品。
上一次批判公务员和公立机构的考选制度，还是去年460期节目。那一期的标题是《小镇做题家 批判自己才能改变世界》。当时你用王安石变法为例，指出学习传统科举制不是个好办法。必须削弱考试对公立机构招聘的决定性影响。很多观众反对，说压制公务员考试的权威性一定会复兴贵族制度。督工你怎么看？
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从隋唐时代开始搞了1000多年科举制度，皇帝用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管理国家，为什么历史书还是说中国社会和其他贵族社会一样，处于封建时代。
我们回头看科举制，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有一点很像，就是一轮考试定终身。考上了，你就是“士人”或者干部。不仅可以为国家工作，获得体面报酬，而且终身雇佣。更深层的规则承认，如果不公开犯错，考试之后的地位基本上只升不降。科举官员自己的子女再参加考试，通过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扶持，通过率明显高于平民子弟。
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这种考试的性质，并不是测试能力，让政府雇佣到合适的人，而是用争议较小的程序，给一部分人赋予类似于贵族的“身份”，与皇族一起成为统治集团。
和纯粹的贵族政府相比，科举政府集权性更强，世袭程度更弱，对皇权稳定有利，但因为一轮考试就可以拿到永久性的统治集团身份，这依然是用考试制度模拟贵族制度。皇帝虽然是最终的考试主持者，但也不能越过这些考出来的文化贵族搞社会动员，必须和科举官员共享统治天下的好处，甚至让他们拿利益大头。对于这套规则，北宋宰相文彦博的总结最准确：
“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和贵族封建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科举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460期节目我说，当代人的思想不能比王安石还落后，我们应该认识到，考试是用来测试能力的，不是用来授予终身制身份的。新中国一建国就给公务员的身份做了基本定义，官员是公仆，是人民服务员，所以我反对给公务员发放超额福利，反对给公务员授予终身制的身份。
王安石搞科举制改革，核心思想是让国家主导教育，而不是主导考试。要通过持续的教育，给官员赋予综合能力。而不是通过一个脱离事实的考试授予身份，让通过考试的公务员躲避竞争压力。当代年轻人喊“考公上岸”的声音越大，王安石改革的合理性就越强。
当然王安石的历史评价可以放下不说，但年轻人都为了逃避竞争而参加公务员考试，显然证明当代的公务员制度有问题，没有让公务员和全社会一起承受产业竞争的压力。
产业竞争的压力很恐怖，为产业升级积累投资很辛苦，但如果全社会都逃避这些压力，别的国家就会替你承受这份辛苦，然后在十几年后淘汰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上，产业升级是一个不需要选择也不能逃避的目标。所以我坚决反对全社会崇拜一考定终身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公务员考试必须摆脱科举制确定“身份”的封建传统，回归现代社会的普通职业。
另外，古代的科举制模拟贵族制度还能维持很久，一个原因就是考出来的文化贵族其实很少，对社会的压力不大。清朝三四亿人口，平时也就维持四五十万秀才，差不多是千里挑一。按比例换算，现在考上985大学热门专业，原地保研，也才摸到秀才身份的边缘。名校博士直接选调副处级干部，勉强相当于古代的落第举人。所以就算王安石改革失败，一考定终身的准贵族制度还是能维持到20世纪。
现代公务员数量远远多于古代秀才数量，从比例看，就算考试进了中央机构、省直机关，也不是“官”，而是基层小吏。而且从概率看，大多数公务员一辈子都是吏，不是官。让所有“吏”都拿到稳定的福利和身份，对社会影响就太大了，远远大于王安石反对的科举制。这个利益集团不仅阻碍产业升级，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所以我建议，尽快打破对公职机构考录制度的崇拜，尽量削弱单次考试能制造的身份特权。
就算你认为考试是唯一能测试公务员能力的工具，那起码也应该赞同加强考试密度，对已经入职的公务员3年一考，不断根据社会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考试内容，考不过就辞退，让年轻人进来替换。这才能适应不断产业升级的社会现实。如果只是企业的劳动力承受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动压力，公立机构的雇员在对岸享受安全感，这个群体一定会拖累整个社会的进步，宁可阻碍发展也要保持自己的职位稳定。
最后我还是强调一下，至少在我中学阶段的历史书上，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巴黎公社的后继者。而巴黎公社作为一个很快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品，留下的正面经验并不多，远远少于教训。过去几十年，中国历史书介绍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总会提到巴黎公社薪金原则。请静静帮我读一段恩格斯的名作：《法兰西内战-导言》。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后来的很多著作，总结巴黎公社薪金原则就是一句话：“公务员的工资限额尽量相当于熟练工人”。无论用传统革命政权的标准衡量，还是用市场经济衡量，这条原则都有很强的合理性。
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并不是要搞平均主义，也不是要用意识形态去否认管理学的复杂性。对于监督成本较高、自由裁量权较大的岗位，我完全赞同搞一定程度的“高薪养廉”。对于艰苦地区，对身体有损害的岗位，也完全可以提供终身津贴，让离职的公务员像离职军官一样，可以领逐月发放的退役金。
但我们必须说清楚，哪部分待遇是源于公仆的基本劳动，哪部分又是为了节约管理成本、为了补偿岗位特殊性的津贴。所有报酬都必须做到账目清晰，分类接受人民的评议，敢于和市场服务随时比价，这才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给公务员发工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务员考试，本质上是首先是公民为了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而挑选雇员，公务员拿了我们的钱，应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但挑选雇员的模式，本身不需要保证公平。所以，无论怎么设计岗位回报，都不应该把公务员职位变成一种终身制福利。否则我们的管理逻辑又回到了宋朝皇帝的水平，用招兵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这样也许短期内能回避问题，长期来看必然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
到目前为止，睡前消息节目的多数观众在B站，主要群体是20出头的学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这其中很多人会考虑去考公务员，当做自己的人生阶段性目标。所以，观众往往会对公务员考试有几种期待：
首先是希望考试足够重要，能做到一考定终身，让自己拿到特殊身份，享受终身待遇。 其次会希望考试具有神圣性，希望考试后拿到的身份不仅包含物质利益，文化上也具有特别的体面地位。
第三当然是希望竞争压力小，排除的潜在考试群体越多越好。
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可能会让一部分观众支持现有公务员考试制度，支持现有的政审惯例。
但是，我提醒各位。当下竞争压力大，你考不上的概率要更高一些。而无论是否参加考试，你都是为公务员发工资的人，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招聘当然要节约成本，也要让已经上岗的雇员体验竞争压力。否则这些雇来的人就不是仆人和帮手，而是纯粹的负担。 最后，本期节目总结为两句话：
只要公立机构的就业不是福利，就没人会在意公务员考试的政审细节。
只要我们能摆正自己的公民立场，就能让思想超越网络争辩，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公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20多岁年轻人最应该经历的成长过程。范进中举的故事放在语文教科书里，不是仅仅让你看个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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