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01】给辛吉飞一个机会，让他“站着挣钱”
大家好，2022年10月23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01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9月28日，超过700万粉丝的网红辛吉飞注销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他在8月份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走红，到处用“科技与狠活”来解释市场上出售的各种饮食。一个月后，因为引发的争议太大，辛吉飞自己退出了抖音，转到微博发视频，影响力远不如从前，督工你怎么看待辛吉飞制作的食品安全内容？
辛吉飞的节目，基本套路就是利用观众对食品工业的陌生感营销恐慌。但他从刚获得影响力的时候开始，就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敢利用擦边球表演来传达信息。比如说辛吉飞在尝试了某种食品制作方法之后，基本不会直接宣布是否有安全问题，而是在节目结尾宣布自己肚子疼要去厕所，暗示观众这对身体有害。 可以说，辛吉飞是一个想搞事又怕惹事的媒体人，心里最清楚自己的节目缺乏严格的逻辑和量化证据，经不起正面的舆论对抗，更经不起法律审核，所以事情闹大了之后要换个平台。
比如说，辛吉飞拿来制造媒体效果的常见梗是“卡拉胶”，凡是加了卡拉胶的食品，都被暗示造假且影响健康。但如果辛吉飞用“卡拉胶”的其他名字来做节目，肯定是做不出效果的。因为卡拉胶又被称为角叉菜胶、鹿角藻胶、爱尔兰苔菜胶，一听就是海藻熬出来的胶体，天然产物，安全又环保。 从化学的角度看，卡拉胶和琼脂一样都是多糖，区别不大。中国传统食品非常喜欢大量用琼脂改善口感，提升视觉形象。比如说清朝宫廷点心豌豆黄，就是琼脂大量加糖做出来的，按照辛吉飞的的标准，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科技狠活”养大的。 辛吉飞转到微博战场之后，最近正在质疑俄罗斯巧克力的真实性，核心论据就是“俄罗斯本土不产可可豆”。
但是，自从阿兹特克人发现可可豆好吃且有兴奋剂效果，上千年来，可可豆的产地就见不到巧克力。直到1847年，英国资本和荷兰技术结合，把融化的可可脂重新掺入磨碎的可可粉，才制作了第一块固体巧克力，形成了当代巧克力概念。具体的细节，观众可以看我去年制作的“万物由来-巧克力”特辑。 总之，现代人一般概念中的巧克力，完全是工业技术的产物，和产地关系不大。直到今天，非洲种可可的国家，也基本没有巧克力消费。辛吉飞用原产地为理由，质疑俄罗斯巧克力的真实性，直接暴露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就是只有自家生产的东西才安全，外面来的一律不可信。 辛吉飞绕开了核心事实，为什么还能打动这么多的观众? 因为人类对未知的东西有天然的恐惧心理，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商业化的食品供应方式，背后的运行逻辑距离普通人生活太远，如果加上刻意处理的描述方式，很容易激发恐惧感。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卡拉胶，辛吉飞绝对不会说这是“海藻胶”。 反过来说，手工业、小农场、家庭制作食品，从土壤到饭桌的流程貌似简单，可以在几分钟的视频里让人看明白，也能通过乡村怀旧感和观众共情，所以能降低门槛，让观众相信这是又安全又好吃的东西。 但对我这个中年来说，辛吉飞这些人的媒体技巧没有任何新鲜感，读小学的时候就见多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刚刚开始从家庭自制转向市场供应，当时就有数不清的江湖传言和乡土神话影响普通人的餐桌。
473期，我分析翟山鹰事件的时候就说，他这套骗术看似新鲜，实际上是几千年来封建家奴招摇撞骗的传统套路，拿到网络时代对年轻人再用一次。现在辛吉飞讲的这些段子，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也基本都有对应的线下段子。 睡前消息的观众应该也有不少我的同龄人，应该能想起父母揪着耳朵说外面卖的东西不能吃的经历。什么敌敌畏泡香肠、硫磺熏馒头，那都不算事，恶心人的传言可能会说臭豆腐是用粪水泡出来的。
现在辛吉飞学着刘怂暗示“三花淡奶”有问题，当时很多人到饭店看到浓汤比家里的更白，也会说一定是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辛吉飞攻击卡拉胶，当年小孩子要买果冻，父母也说里面有奇怪的胶，吃了对肠胃不好。甚至口香糖都会被认为容易粘住肠道，万一不小心吞下去会死人。 这里我再顺便说一下和辛吉飞同生态位的媒体概念 ——“三花淡奶”，指责批判饭店和食品厂用加奶的方式造假，在视觉上伪造浓汤效果。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知道家里熬汤，也经常会直接加奶改变汤色。毕竟食品的颜色和形态的确能间接影响口感。在汤里加奶，并不比在咖啡上拉花更奇怪，和山西人把馒头做成“花馍”是同一套逻辑。所以我对辛吉飞、刘怂他们的批判无动于衷 中学化学有个概念是“乳化”，就是把液体变成牛奶一样的乳浊液，利用液体里面单独悬浮的小液滴制造不透明效果。鸡蛋之类的食材也能乳化清汤，比如说常见的色拉酱就是蛋黄制作的乳化产品。一般来说，纯粹熬出来的白色浓汤，无非是让油脂乳化悬浮，阻止光线直接通过，并不比清汤多什么营养，也并不能增加纯粹的味觉。但是因为人类心理上比较期待汤水多吸收一点食材的精华，所以看到白汤就觉得更好喝。 所谓“三花淡奶”，是一种淡炼乳，或者说脱水牛奶，比传统的炼乳糖分少一些。“三花淡奶”加到汤里，不制造任何化学变化，就是利用牛奶液滴的白色制造浓稠感。自古以来，中国厨师就用鸡蛋和奶制品调制乳浊液，协助熬汤。可以说“三花淡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仅仅因为“三花淡奶”是工业品，就暗示它加到汤里伤身体，那纯粹是利用信息差制造玄学恐惧。把我们父母当年相信的江湖传言重新捡起来了。
不过，也不能说我们父母当年的担心完全没有道理。当时食品匮乏，很多有潜在问题的食材都要充分利用。尤其是脂肪、蛋白质这一类高价值食品，要用非常夸张的方式避免腐烂，避免浪费，用的亚硝酸盐超量几十倍也不奇怪。而几十年前食品安全制度刚刚起步，往往只是在发生重大事故之后才出手，基本没有日常监管。所以我们父母一代不太信任市场上供应的食品，事出有因。
举个例子，猪肉绦虫是非常危险的寄生虫，可能进入人类大脑导致死亡，或者进入眼球导致失明。寄生猪肉绦虫的肉叫米猪肉，很难通过正常的加工流程消灭危险，现在标准的流程是直接丢弃。 但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太缺蛋白质了，所以会把米猪肉做成高温肉，也就是高压锅长时间蒸煮之后再出售。这样的肉比正常肉便宜，而且需要的肉票少。 高压锅的温度并不足以完全灭杀猪肉绦虫，但在肉类匮乏的年代，总有人买来吃。还有一些餐饮业人员买了高温肉，悄悄拿到国营餐厅的库房，换成安全的肉自己吃，把米猪肉留给顾客。至于加烧碱炖烂母猪肉，加大量的调料掩盖过期肉，这些做法在农业时代，在早期工业时代都是常见做法，我们的父母也都听过见过。只是当时这种事或者是各家自己干，或者是公立机构的职员给自己谋一点小福利，不会集中起来大规模操作。 到了80年代，私营经济开始发展，这些老板不仅继承了之前的各种食品处理技巧，还能通过大规模应用这些技巧发财。这必然意味着商业化供应的食品缺乏可信度。在我们的父母一代看来，任何自己看不到加工流程的食品都不能相信质量，任何没有亲眼看到原材料的食品都可能是造假的。比如说包子、香肠这类食品，需要绞碎完整的肉块才能制作，我们的父母会默认里面有瘟猪肉、秘密猪肉。只要有时间，他们更愿意到乡下去买熟人自家杀的猪，花半天功夫剁肉馅。
当时的食品监管机制不完善，如果有人注意过当时的包装盒，大多数没有配料表，少数有配料表，也往往只标明“面粉、猪肉、盐”一类主材，忽略添加剂。在这个大背景下，少数老老实实写上全部配料的企业反而要吃亏。一度连味精、糖精都是被平民排斥的调味品，像安赛蜜、阿斯巴甜之类看不懂的名字更是会直接打击产品销量。
所以，当时的产品越工业化，距离普通人越远，引发的担心就越严重。传统的午餐肉罐头好歹还能看到肉质纤维，似乎可以用肉眼鉴定一下。而火腿肠几乎看不出肉的样子，显然不可信。果冻做的晶莹剔透，完全不像传统的豌豆黄，多半有令人担心的的化学物质。至于那些放上几年都不会腐烂的食品，更是激发了各种关于有毒防腐剂的传言。客观上，这些民间段子和辛吉飞的视频有类似效果，都是打击了相对规范化的食品企业，给那些用“传统”和“手工业”包装自己的企业制造了市场空间。 我当时也相信很多关于食品的江湖传言，也在一些小食品厂和后厨见过当时的卫生标准，能理解父母的担心。但是，如果和各家各户自制食品相比，和手工业和传统生产模式相比，这些小食品厂的质量波动和消毒工艺还是在进步的。
毛主席小时候见过湖南的传统酱油作坊，之后终身不吃土酱油。前几年很多人在家里自制葡萄酒，现在各地农村也有不少人偷偷搭建“土烧锅”酿酒。但哪怕是工艺最落后的地方小酒厂，在甲醇控制方面，也比这些手工酒要强很多倍。崔永元还在风头上的时候，很多人对转基因产品抱有恐惧心理，去乡下买小油坊的土榨油，结果吃了过量的黄曲霉素，影响了全国的肝癌发病率。至于说自家做腌菜亚硝酸盐中毒死亡的问题，每个县隔几年就会出一次，几乎都没资格上省级媒体的新闻。
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人类基于本能判断食品安全的方式太低级。中国人过去说“眼不见为净”，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古代饭店的卫生水平很差，如果真去看了后厨，可能根本吃不下东西。二是就算有人在意食品安全问题，也只能用眼睛去鉴定，盯着食品生产流程。 但现代人需要的食品安全，是远远超出肉眼鉴定水平的。比如说传统蔬菜种植大量使用粪肥，而传统中国种植业的高温堆肥普及率并不高，大多数粪肥都带有寄生虫卵。所以越是纯天然、无农药、无化肥的蔬菜，越是容易让人生病。用眼睛去看，我们只能看到蔬菜的颜色很绿，用水冲洗过没有可见的灰尘，农民在小农场上手工业劳动的场景很让人安心，真实情况怎样，完全靠运气。
古代人倒也不太在意运气坏，因为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低，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且也不会太在意晚年生活质量，都习惯了带着一身病度过下半生。所以，能用清水把食物冲洗干净，已经是很高的安全标准了。现代人如果希望自己30岁之后还有健康的身体，最好不要太崇拜传统。 辛吉飞讲的段子可能缺乏科学性，但现在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也的确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如果中国人希望吃到更安全的食品，还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把辛吉飞扭曲的话题转回来。辛吉飞这些视频，最大的问题是重点攻击生产工艺。但现代食品的危害，重点并不是生产工艺本身，而是企业故意破坏成熟的生产工艺。
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问题，从结果来看当然是中国食品工业和监管体制的耻辱，但从具体原因来看，根源是分散养殖的小农户在原料上造假，后续的生产工艺反而没问题。如果担心工厂产品包含三聚氰胺，直接跳过工厂去农户家里买，也很可能同样碰到三聚氰胺，因为农户不会单独为零散用户准备一套容器。而且农户直接供应鲜奶，包含病菌的概率很高，威胁远远大于三聚氰胺。 19世纪人类发明奶粉，就是因为鲜牛奶污染概率大，威胁了婴儿的生命安全，才要脱水储藏牛奶。这和罐头食品一样，也许看起来不如最新鲜的食材，但平均安全水平肯定是明显提高的。不能因为奶粉可能出质量问题，就攻击整个现代奶业的工艺流程。 所以，如果我们担心食品安全，最核心的要点，就是督促食品监管部门监管食品厂，检查他们是否严格落实了成熟的生产工艺。
但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完全靠政府抽查监管，企业可能还是会有侥幸心理。尤其是中间处理流程，最简单的工业化食品也包含几十个环节，食药监局的工程师不可能全程跟进。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监管部门只能是对最终产品做简单检测，看看是不是有毒性，是不是细菌含量超标。这样检测出来的食品，也许出厂基本指标没问题，但长期来看会产生大面积的破坏。还是以三聚氰胺事件做例子，三鹿奶粉接受了蛋白质检测、亚硝酸盐检测，抗生素残留检测，全部合格，但是因为源头生产工艺有问题，长期服用会导致婴儿肾结石，这才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问题。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企业自律，而企业自律的唯一动力，就是破坏标准工艺会赔钱，赔很多钱。
现在中国消费者并没有能力让企业赔很多钱，如果某人买到了不合格的食品，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但他只能就自己的损失要求赔偿。而一般来说，一包食品不会造成太严重的损害，所以普通人往往没有动力去纠结这种小事，最多找具体出售的店铺要几倍补偿就算了，这对企业来说完全是可以容忍的损失，生产厂家可能会抱着侥幸心理继续违规生产。 要是普通人为了多拿赔偿，超额购买食品，超过了一个家庭消费的限度，法院可能会判普通人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普通消费行为，不能按照购买数量等比例获得赔偿。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中国的法律并不支持职业打假团伙，也不支持“刁民”去折磨违规企业。 不靠职业打假人，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合理的法律工具去吓唬违规企业。这里我要回顾一下2020年的第91期节目，那一期我们分析了苹果公司违规降低旧型号性能的赔偿案。美国境内对应型号苹果用户可以分享几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而中国用户一分钱都拿不到。当时我分析原因，是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比我们更先进，更合理。
苹果公司作为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代表，不存在良心发现的问题，我们在和平年代要让它讲一点道理，必须要用法律手段逼它到悬崖边上。 不过，中国用户要团结起来，法律上还是有点麻烦，因为中美法律对集体诉讼的规定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代表身份问题。 中国如果有人站出来，说我代表用户起诉，必须要得到其他当事人的明确授权，或者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一方商定，才能拿到代表身份。如果用户很多，或者法院不主动出手，这个代表授权注定是拿不到的。 美国这边，在有证据的前提下，代表身份可以自封，只要没有足够多的用户站出来反对你的代表身份，你就可以代表用户去和大公司打官司。 另外，诉讼人的身份问题也很麻烦。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权利登记程序，也就是把不确定起诉人数转化为确定人数的程序。每个要拿赔偿的人，都必须向法院登记，最终把群体成员人数确定下来。就算你买了苹果手机，如果法院公告期没有明确表示参加诉讼，也不会被列进诉讼人名单。 加入美国集体诉讼的方式正好相反，只要你买了苹果手机，在法院公告期间没有明确表示退出诉讼，就被视为参加诉讼，胜诉之后也赔偿。 很显然，美国法律体系下，用户更容易组织起来对付大企业。2012年的天线门事件，因为17个用户向苹果发起集体诉讼，苹果最终给每个美国用户赔偿了15美元，总额超过2亿美元。 第50期睡前消息我用华为举了一个例子，大公司只要充分利用程序漏洞拖时间，自然就能毁掉普通人的生路。这一次苹果公司就把官司拖了3年，如果换到中国，估计发起诉讼的用户早就自己解散了，毕竟一台苹果手机也就几千块。 在美国，维权代表既不用担心自己浪费精力，也不用担心自己掏不起律师费。因为根据前面提到的原则，用户不声明退出，就算作诉讼的一部分，所以几百万几千万用户利益受损，潜在的赔偿金会非常庞大。 同时，美国还有一个规定，在集体维权诉讼案件中实行“胜诉酬金”制度，允许律师只在胜诉的情况下才收取报酬，当然报酬比平时要高，往往可以达到总赔偿款的三分之一。很多律师因此愿意冒风险来帮普通人打官司。最后，最初发起诉讼的用户代表，可以多拿一些赔偿费。这次苹果赔偿案，最初站出来起诉的那批用户拿3500美元，是普通用户的100多倍，所以他们也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帮其他人维护公平。 后来第223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洋债券欺诈事件的处理进度，认为这反映了中国集体诉讼制度的进步。
在五洋债券案之前，投资人很难联合起来要求赔偿，所以诈骗机构往往会采取拖延战略，拖到投资人自己愿意妥协。但在五洋债券案的审理中，法院允许接近500个投资人共同起诉，由同一组代理律师索赔，问题一下就简化了。 和手机市场或者投资市场比，食品市场更需要集体诉讼制度，因为每一单的数额更小，用户更分散。如果不允许少数人做“刁民”，不允许维权代表拿到更多的钱补偿自己的损失，企业的侥幸心理就不会消失。 如果中国有合理的集体诉讼制度，辛吉飞也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挖掘技术细节的能力，给维权律师团当助手，至少也可以当一个优秀的维权代表，自然而然就站着把钱赚了。现在辛吉飞和我一样，只能靠媒体这个穷行业吃饭，稍微把事情搞大一点，不等企业来起诉，自己就怕了，要注销账号换平台，这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合理，不能给优秀的人才发挥空间。希望将来的社会能允许辛吉飞做一个快速发财的“维权刁民”。 501期节目到此结束，睡前消息现在全平台同步播放，欢迎各位收看、转发。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