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455】阆中核酸自费 “普通”中国城市没钱了
大家好，2022年7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455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5月27号四川阆中市疫情应急指挥部发布公告，要求居民每周自费测核酸。每次每人3.5元。收费不算高，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核酸免费的背景下，阆中还是暂时成为全网焦点。两天后阆中宣布，核酸改为自愿检测，不过仍然没有收回自费的规定。
督工，你怎么看阆中市对核酸检测收费。
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全面爆发以来，定点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基本上是免费的。就在公告检测自费的前一天，5月26号国家医保局负责人明确指出，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应由各地政府承担。所以这次阂中市收费很多人都觉得很突然。
睡前消息编辑部查阅了国家医保局引用的两份文件，发现阆中市收费可以找到法理依据。国务院的文件，规定是：“‘应检尽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承担。”阆中市把强制性的“应检”改为“愿检”后，向个人收费确实符合文件精神。反而是国家医保局表态不够仔细，把所有检测费用都归入公共支出承担范围，原因应该是跟着过去两年的实际政策惯性走，形成了习惯性思维。
不过，这也说明，过去两年，政府支付检测费用是全中国普遍的做法。阆中市作为一个普通县级市，带头改成居民自费，还要高调出一份文件宣布，确实比较突然。阆中由南充地级市管辖，南充市的另外几个县区也在推动自费检测，但南充市和四川省防疫指挥部都没有统一命令，阆中市应当是自己做出的决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4345251808733756
地方政府搞政策调整，潜规则是“不出头，不落后”，就算周围几个地区都想做同样的事情，大多数地方干部的选择也是等别人出头再看看效果。如果上级不发话，第一个搞政策试点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是迫不得已。阆中市要求核酸自费虽然是小事，但背后反映的财政压力可能并不小，值得分析一下它的经济和财政情况。
阆中在全国的名气，恐怕不如自己的特产张飞牛肉，这个特产同时反映了阆中的两大优势，农业和基于历史传统的旅游业。2021年，全国的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例是7.26%，而阆中的第一产业占GDP的22%。三国时期张飞驻守的阆中古城是当地旅游业的标杆，所以，虽然2020年阆中市主要景区门票收入比上一年下降了92%，但第三产业比例还是有44%。
从财政收入来看，2021年阆中市全年收入估算是75亿，比2020年减少了3.5亿。从支出看，四分之一是用来借新债还旧债，剩下的才是值得讨论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65亿降到了54亿。
阆中当地为挽救财政危机做了很多努力，在旅游业受打击之后，2021年阆中市本地收入比上一年还增长了7%。但是，上级转移支付大幅度减少，仅交通运输类一项就减少了7.2亿，应该是原有大项目完成，但又没有新项目开工，所以总的财政规模还是快速下降。
前面提到阆中四分之一的财政支出在借新债还旧债，这意味着偿债率超过25%，而一般认为安全线是20%左右。如果把卖地收入都算上，再扣除借到的新债，阆中市财政2021年总共收进了72.8亿元，到年末还欠116.46亿的债，债务率在160%左右，也超过了公认的100%警戒线。
形成债务的原因，主要是投资旅游地产业。公开资料显示，当地负责经营古城旅游的企业“名城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借了20亿投资旅游房地产，原计划2016年完工，但到2020年投资审计还没有完成。这家公司当年管理的全部景区，门票收入只有100万元，公开不良资产已经超过7亿，已经出现了债务逾期情况。
https://www.chinamoney.com.cn/dqs/cm-s-notice-query/fileDownLoad.do?mode=open&contentId=2368547&priority=0
面对债务和财政压力，阆中市也被迫做出各种突破常规的操作。6月8日，钛媒体报道，阆中市已经在4月1日从企业手里收回了阆中古城的经营管理权。当初对外发债券的国有融资平台如果破产，债主未必能拿到多少能变现的资产或者权利。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065560337367020
这立刻让我想起了另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就在钛媒体报道阆中市之后两天，6月10日，上海华凯公司拿着法院确认的执行令，找到欠自己钱的独山国资营运公司，想拿回剩下的700万工程款。然而不管法院怎么判，独山县国资营运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可执行资产。只有自己的办公室，产权也已经抵押给当地的独山农商行了。这两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略微理解现在大多数政府融资平台债券的风险。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586617952546114
独山和阆中的类似操作提醒我们，内地政府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可能不只是少数特殊地区的问题。阆中核酸收费就是这场债务危机的表现。
之前我们分析过很多财政出问题的地方——鹤岗行政建制太多，煤炭工业衰落；独山县缺乏旅游资源，又要强行投资旅游项目；河北霸州被强行拆除了钢铁工业。阆中财政也维持不下去了，有什么特殊理由吗？
没什么特殊理由，但恰恰是因为没有特殊理由，阆中市才比鹤岗市或者独山县更值得分析，更值得我们重视。
现在中国有2800个左右县区级单位，综合来看，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阆中市的经济禀赋，我会说“中等”。
最简单的算法，中国14亿人口分布在2800个县区单位，平均每个县区50万人。而阆中市户籍人口现在是82万，实际常住人口62万，中等位置没问题。
从自然资源来看，阆中市1878平方公里，处于四川盆地和秦巴山地的过渡地带。境内山区虽然多，但地形并不算特别崎岖，最高点888米，最低328米，全市的最大起伏560米，放到浦东陆家嘴都不算特别显眼的建筑。阆中的地貌也是一个多山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且阆中市还有嘉陵江干流和三四条主要支流，在山地中间形成了大面积的河谷，配合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粮食产量45万吨。按常住人口算，人均700多公斤。就算按户籍人口算也有550公斤，明显高于中国人均483公斤的平均值。
从交通条件看，阆中有南北向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更重要的是嘉陵江干流南北穿行，阆中市区就卡在嘉陵江一个S转弯处。
古代没有铁路汽车，水运是唯一有经济性的长途货运通道，而长江黄河都是东西向的，只能指望长江黄河之间的支流提供南北交通干线。黄河在秦岭以东没有支流，长江在青藏高原之外，北岸只有两条大支流，所以古代中国农业文明就是三条水路沟通南北——东部的大运河，中部的汉江，西部的嘉陵江。诸葛亮以四川为基地北伐，就指望嘉陵江从四川运输后勤物资。
这三条水路各自串起一个都市群。大运河汇入长江的地方是扬州、镇江、南京，汉江汇入长江的地方是武汉三镇，嘉陵江汇入长江的地方是重庆。
从重庆出发，沿着嘉陵江往北去，干流从四川平原进入秦巴山地的地方就是阆中，所以古代西部的南北水运要在这里换船，交易货物，形成了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塞。刘备政权拿下四川之后，派副国级领导张飞长期在阆中驻守，就是要用最强的力量保证南北物流通道安全。
在解放之前，四川一厘米的铁路都没有，1958年才有宝成铁路穿过秦岭，所以一直到20世纪，阆中都控制着穿越秦岭的商业路线。从宋朝开始，管辖八九个州县的保宁府在阆中驻扎了7个世纪，民国时期还在阆中设了管辖几十个县的副省级单位川北道。
铁路兴起之后，阆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过去2000年的历史地位给阆中留下了足够的旅游资源，几千年的商业基础吸引了212国道穿越阆中，后来又增加了兰渝铁路，保证阆中在现代也拥有不错的基础设施。
依托自然条件和经济遗产，1964年，阆中接收了上海的丝绸和精密纺织产业，生产民用产品，也给航空航天产业提供降落伞。阆中也是三线建设时代的受益城市。1991年阆中县改成阆中市，而几十公里外户籍人口120万的南部县，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县级市的资格。
这些条件集中到一起看，说阆中在全国算一个中等县区，可能还有所低估，说“中等偏上”可能更合适。
工作室的同事、穆好古同学这两天正好在阆中，我们请他第一视角展示一下阆中的风景和美食。
回到上海的演播室，我们继续谈阆中的经济和财政问题。
对于大国来说，各地经济水平不可能一刀切拉平，落后地区长期依赖中央补贴很正常。但这样的地方不能太多，而且必须有正当理由。偏远的鹤岗、地貌崎岖的独山，以及环北京的一些地区财政上出问题，当然有各级公务员的责任，但是也的确都受到了客观条件限制。帮这些地方“止血”，避免债务指数扩大是可以的，但除非整个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否则不能指望这些地方“造血”，给财政做贡献。
阆中和前面提到的地方都不一样，每年290天无霜期、1000毫米降水，铁路和嘉陵江干流保证交通，还有全国知名的特色食品，有保护完好的古城和三线建设输入的工业文化，62万常住人口，同时没有太多的职工养老压力。按常理说，就算阆中做不到拉动全国经济，总不至于成为国家的负担。
前面也提到了2021年阆中市本地的财税收入还在保持增长。但编辑部的黑岛会计进一步分析了明细项目，发现预算增长的原因是卖地和土地增值税，并且还动用了历年积累余额。如果只看正税，尤其是最反映本地工商业水平增值税，阆中市的征收金额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了，下降幅度22%。而去年全国的增值税增长了11.8%，完全填平了2020年疫情造成的低谷。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9/content_5671104.htm
所以，阆中最近率先要求核酸自费，应该是机动资金耗尽的表现。如果经济上没有奇迹，接下来当地政府多半要给编制内人员降薪，减少基础设施维护拨款，乃至债务违约。
当然这也不是阆中自己的问题。我用“普通城市”形容阆中，就意味着阆中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特殊错误，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问题。7月4日第一财经有一篇专题报道，标题是《“地方财政形势极为紧张”，多地财政收入罕见出现下滑》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704A0BFMU00
这篇报道引用了财政部数据，今年前5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也就是税收同比下降8.9%。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也就是卖地钱同比下降27.6%。具体到地方上，第一财经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嘉陵江口的重庆市，税收下降14.9%，卖地收入下降46.8%，所以重庆要强行压缩50亿支出，每个体制内人员减少1万元办公经费。阆中的情况很难比重庆更好。
所以，面对阆中的财政危机和逐渐暴露的债务黑洞，我们没必要再像以往那样去挖特殊问题，更应该站在全国的角度，去考虑内地行政区到底有什么普遍问题。
最近20年，全世界的经济大趋势是工业生产向中国东南部集中。这个趋势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在中国国内更明显。因为中国国内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区，也基本实现了人口自由迁徙。沿海工厂的产品沿着铁路和高速公路打进内地，也打断了内地企业逐步产业升级的路线。一家内地工厂搞了技术升级，如果只是比过去的自己更强，但比不过沿海的竞争对手，那就毫无意义。只有成都这个级别的城市，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沿海的产业升级机会。
这导致内地人口快速向沿海地区和附近的大城市流动，加入已经成熟的产业链。阆中市户籍人口82万，常住人口62万，就是因为有20万生产率最高的人口去了沿海大城市和成都、重庆。
引自西北师范大学王录仓论文《基于腾讯迁徙大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 http://school.freekaoyan.com/bj/igsnrr/2021/12-29/16407894961514568.shtml
剩下这62万人，生产能力和教育水平不如走掉的20万，又面临沿海成熟产业链的压力，经济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奇怪。阆中市去年280亿gdp，除以62万常住人口，人均4.5万，而全国平均值是8万。“中等”城市的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平均值。
这倒是也不奇怪，在经济要素向少数地区集中的时候，中位数总是要低于平均数。所以从逻辑上说，追求平均水平的开支，几乎必然会掏空中等以下城市的地方财政，制造债务黑洞。这些开支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种开支，是生产性人口已经迁移到发达地区，但无法在当地定居，导致内地城市凭空支付的福利。
比如说，在一线城市打工的阆中青壮年在沿海创造产值、交税、交社保，但是生了孩子，必须送回阆中读书。中国的社保是省级统筹，而教育开支最终的缺口是县级解决，这等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嫁了财政压力。
第二种开支，是全国一盘棋的投入，要求各地按人口比例分摊。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教育，因为教育不仅是家庭消费，更是全社会的投资。越是优秀的人才，在国内的流动性就越大，不会局限于一个地方工作。阆中市出去的20万人，都是在本地接受的教育，占用了本地的财政，但是税收、社保乃至日常消费都在外地。肯定会影响中等以下城市的长期财政平衡。
除了教育，最合适的例子是最近的防疫工作。在人口和物流全国流动的前提下，某个城市爆发疫情，很难说就是本地的责任；而疫情如果失控，影响也很难局限在一个地方。所以防疫工作本来是中央应该承担人力和财力的事情，现在基本上也是地方财政承担，而且投入基本和本地人口成正比，肯定会对平均水平以下的城市造成压力。
还有治安、交通、环保等投入，虽然对本地有影响，但也不同比例地融入全国一盘棋，不是一个地方能独立搞好的，也不会仅仅影响本地，这些钱如果都算在地方财政里，不合适。
第三种开支是最大的变量，内地普通城市不甘心落后，要加大投资追赶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
但是，沿海已经有成熟产业链，全国已经形成自由贸易区，想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把生产增量搬过来，实在是有点难度。而大多数市县负责人在现有位置上，只有三四年的投资机会，最多也就是六七年，接下来不是升迁就是退二线，所以他们往往没有培育一条新产业链的耐心，有机会投资的时候，往往是在“走寻常路”和“不走寻常路”之间二选一。
所谓“走寻常路”，就是拼命修路架桥，搞基础设施投资，希望能弥补交通成本的不足，吸引沿海资本来利用交通线两侧的工业用地。为此修了很多通行能力超过实际车流量几十倍的桥。
但实际上，沿海地区的工业用地也不算贵，而且距离配套工厂更近，除非这些新增的工业用地就在长三角珠三角附近，比如说安徽、苏北，否则大多数产业并没有因此搬到内地的意思。相反，政府赔本运营的高速公路降低了批发和快递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了自由贸易区的摩擦，反而让小城市的本地制造业快速崩塌。
所以“走寻常路”到了最后，效果只是在建设阶段暂时增加本地就业和税收，运营起来还要财政贴钱去维护。现在西部很多省份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大于GDP，“寻常路”算是基本走到头了。
所谓“不走寻常路”，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地特色，做点沿海乃至全世界都没有的产业出来。实在没有特色，编造也要造一个出来。这方面的例子，我们的观众应该很熟悉，独山的水司楼，鹤岗的水上运动中心，我就不多说了。至于阆中的古城，当然也算有特色，但全国各地古城实在太多，这个古城是否值得你从成都机场下飞机，再坐四个小时汽车过来，实在是很难说。
2019年，第48期节目，我们分析过威尼斯频繁被海水淹没的原因，原因是凑不出70亿欧元修完全版的海防闸门。在意大利工商业中心转移到米兰、罗马之后，威尼斯虽然是世界级旅游城市，但旅游收入还是顶不住70亿欧元贷款的利息。其他普通城市如果没有繁荣的正常工商业，还贷款几十亿上百亿发展旅游业，还不上贷款是大概率事件。
具体到阆中市的旅游投资，如果嘉陵江还是中国仅有的三条南北通道之一，阆中贷个几十亿搞古城开发就没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考虑在附近选一条山谷修个迪士尼乐园。但现在中国有几十条南北通道，阆中市的人流量和其他基础条件只能算是中等略偏上，还要贷款搞旅游开发，“不走寻常路”，那就多半要制造债务黑洞了。
前面列举了三种消耗中等县区财政的开支，前两种开支对应了内地县市每年拿到的转移支付，不管够不够，起码有所安排。但第三种开支，往往和前两种开支划不清边界，就算上级给钱是制定用途的专项支付，也拦不住地方政府自己借钱搞开发，最后要破产了还得中央政府来买单。比如说日本北海道就修了一大批熊比汽车多的公路，拖累的不仅是本地财政和银行，还有日本整个国家。
所以，最要命的问题，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缺乏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借钱花钱的时候，独山县长比最激进的分权制政府还疯狂；而说到还钱和提供借钱的信用，地方政府总是拉上中央政府一起扛。现在从公开数据看，可以估算阆中市整体债务的平均利率大约是5%多一点，不算很高，这显然不是债主信任阆中市本身的创收能力，而是相信四川省乃至中央会给大部分债务托底。
无论是像独山那样，借中央财政的信用借钱，还是像鹤岗那样，拿着转移支付乱投资，没钱了再向金融市场和上级伸手。最终还不上钱的时候，伤害的都是整个国家的信用。前面提到，独山的国有融资平台名下没有任何资产，法院想执行的时候无从想下手。但独山县又不肯真的破产，所以债主都想知道贵州省什么时候卖掉茅台集团还债。
以我过去的直接见闻，独山和阆中的做法并不罕见。各地政府借钱的时候都喜欢往国有融资平台里面注入高价值资产。有的地方甚至把供应本地自来水的水库和市政府大楼都拨给国有融资公司，然后市政府再花钱把水库和政府大楼租回来，提高名义上的现金流，增加借钱的额度。一旦借钱到手，市政府就会发行政命令把资产强行划拨出来，把融资平台变成空壳。
这套成熟方案在西部的市县政府之间流传，地方干部给它起了独特的名字：“过河拆板”，意思是每个单位凑一块板，修成融资平台这座桥，让市政府过了借钱的河，然后每个单位把自己的木板拿回去，等于空手套白狼。至于将来怎么办，财政局长笑眯眯地对我说“谁还钱，管球呢！”。这种想法，也是河南村镇银行危机爆发之后，地方干部的普遍心态。
任何问题，只要带上“普遍”两个字，就比较麻烦。因为中央财力也是一个个地方单位凑起来的，并没有花不完的金山银山。现在河南村镇银行的坑可能有400亿，说起来对整个国家不算多，但到去年年底的时候，人民银行的存款保险基金存款余额只有960.3亿，应付两三场类似的危机也就见底了。
https://t.ynet.cn/baijia/32532444.html
现在阆中作为“中等偏上”的县区付不起核酸的费用，背景是四川乃至全国的公务员都在降薪。
2021年底，四川公务员找财政厅，说2020年的目标考核奖金还没到。
作为中国财源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也普遍压低了体制内人员实际收入。杭州基层公务员收入打了七八折，中层甚至要打对折。深圳龙华区的科级干部工资降低20%，苏南的副科级年薪少了十万元。
之前我们分析教育问题的时候，报道过深圳和烟台的公立学校违反承诺，降低了前几年招聘的名校毕业生工资，这也是东部财力不宽裕的表现，让我想起了90年代到21世纪初地方编制内人员的生存状态。
所以，阆中作为中等城市付不起核酸费用，这不是小事，说明耗尽财政机动资金的地方政府比例已经很高了。当初对独山、对鹤岗我们还能抱着几分调侃心态，去围观当地借债修的奇观；而对于“中等县区”阆中的财政问题，我们必须严肃考虑，找出开源节流的方案，避免再来一次90年代的大下岗。
财政危机从特殊的地方单位蔓延到阆中这样的普通区域，中央应该主动救援，还是应该看着地方政府普遍破产一次？
虽然我们说最近的债务危机非同寻常，但好消息是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政府债务率比较低。和GDP相比，日本政府的债务率是250%左右，韩国也超过50%，而且明后年就要达到60%。中国政府性债务现在只占GDP的29.35%。
估算一下，如果中央政府一次性大放血，把地方融资平台借的债券、欠的工程款都换成中央国债，政府债务率也就是略微超过韩国的水平，不算太夸张，利息也不会有明显变动。如果只是把债务本金和合理的利息换成国债，其他乱七八糟的债务拖一拖，违约一部分，债务率应该能控制在50%以内。 http://www.qqjjsj.com/show69a267235
所以，普遍救一下地方政府是可以的，但必须做制度改革，做到下不为例。否则地方政府好了伤疤忘了疼，凭借这一轮救助制造的信用，再去无限借债冲政绩，那中国可能就真的没有剩余财力搞产业升级了。
具体来说，针对上面提到的三种不合理开支，社会至少需要在三方面做出调整：
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开支，是精华劳动力从内地去沿海工作，但家庭留在故乡，由当地政府发福利。这说明现在人口在各地自由流动还有障碍，京津沪一类大城市享受了人口红利，但不愿意开放户口的溢价。这就必须由中央政府出面，拆掉已经成为僵尸的户口制度残余，最起码高考录取率要尽快拉平。
同时，全家迁到发达地区，不只是有户口行政障碍，更多的是房价经济障碍，这就需要收房产税，压制先迁入居民的房产价格，降低新迁入居民的买房门槛。阆中已经有20万人到外地工作生活了，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家属都带出去，国家就不用从发达地区收那么多钱，转移到阆中发福利。
刚才提到的第二种开支，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求地方财政各自负责。比如说教育、防疫，而这些开支基本和人口成正比。由于人均收入中位数肯定低于全国平均数，所以按照平均水平做事，就容易导致一半以上的地区财政亏空。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考虑好哪些问题是全国人民共享的基本权利，哪些是地方政府为本地人提供的独特福利。全国性的基本权利，就该归全国财政统一处理，尽量通过垂直管理的“条状”单位花钱。而地方的独特福利，就由“块状”的地方财政负责。
具体到这次阆中的防疫问题，如果国家认为对付传染病是全国一盘棋，就应该有垂直管理的防疫部门去判断疫情，从中央财政申请资金，调集援助力量，设置核酸检测点，设置最长核酸检测间隔。过去中央财政承担了结核病的大部分防治经费，对压制肺结核传染的效果就非常好。现在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经济，如果国家希望各地既不放纵疫情，也不随便加码防疫标准，就不应该让地方政府去纠结做不做核酸，以及是否收费。
前面提到的第三种开支，是内地县市或者“走寻常路”，或者“不走寻常路”，都要超额借钱，去刺激短期内的经济。这种开支和前两种开支混在一起，透支国家信用，绑架地方民生，是最可怕的问题。
所以，必须明确区分国家信用和地方政府信用，让债主知道，以后再借钱给不靠谱的地方政府，中央是绝对不会用国债置换的，风险自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主持的项目破产了，那就是债主收到一堆类似水司楼之类的神奇资产，别指望去动当地的教育经费。反正基本的公民福利，比如说教育、治安有中央财政的“条条”管着，地方政府破产一次，也不明显影响本地的居民民生质量。这样新投资者看到破产的案例，就会主动替地方政府计算风险，绝不会给离谱的投资借钱。
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产业结构相近， 发展进程快了一两代人。从他们的经验看，人口和经济要素向超级都市区集中，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1.26亿人口，分布在37.8万平方公里。但是东京都市圈1.4万平方公里就集中了30%的人口。韩国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5200多万，平均算下来每平方公里应该有500人。但韩国绝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已经低于每平方公里50人，绝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到了少数几个大城市。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阆中市62万常住人口看似是中等水平，但是以阆中所在的经纬线画一个十字坐标系，比阆中更靠西同时也更靠北的县级单位，除非本身是地级市的核心区，否则只有2个行政单位比阆中人口多。一个是西面100公里的江油市，一个是新疆西部的莎车县。人口向城市和东南方向集中，在接下来十年还会更明显。
所以，中央政府必须对下面的行政区划分类管理。有的行政区是现代社会形成的经济中心，应该拥有较多的投资权限，也能通过地方税收来承担投资的风险。而更多的行政区划只是农业时代的遗产，历史上或许有很大的作用，但并不适合管理现代社会，所以就应该削减一定的权限，不允许地方领导乱投资，当然也不应该用太多的经济指标去考核地方公务员。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是在政府引导下，全社会进行了有效投资。但是，全社会投资，不等于每个行政单位都要投资。很多人担心，一旦收走了内地县区政府的投资权力，地方经济就会崩溃，地方就业就没法保证，这恰好说明内地政府应该管好消费，而不是投资。
该花钱的地方，比如说给内地劳动力提供培训费用，给他们发放过渡期的生活费，鼓励他们转移新产业就业，这是全社会应该承担的消费，那就大大方方花钱，而不是用无效投资去掩盖问题。强行用投资去拉低效就业，就像年轻人失业了不想打工，虽然没有什么商业机会，还是找亲戚借钱硬是创业，把坑挖得越来越大，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长期的就业问题。
话题的最后我还想做一个比喻——班主任最担心的事情不是差生考试不及格、需要补课；而是中等偏上的学生普遍听不懂课程，开始交流作弊经验。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可以把独山县的水司楼当笑话看，但绝对不能坐视阆中这样的“中等”县区陷入债务危机，因为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投资方向出现了偏差。
面对各地的普遍性问题，中央政府救一次地方财政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为此付出一两年经济减速的代价，也不是大问题。但如果社会还不警觉，还希望用炒房价或者金融放水的方式来遮掩投资失败，甚至希望沿海中产阶级再买一波债券来救市，我们也没什么资格嘲笑日本经济停滞20年了。
当然，这和阆中市本身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只是本期节目凑巧用阆中做了内地县区的典型代表。所以这里再分享一下穆好古同学在阆中的美食美景之旅，给阆中旅游业打个广告，希望能帮阆中市缓解一点财政压力。
7月初，另一个大新闻是广西全州县对90年代计划生育遗留问题做出答复，宣称当初被计生部门强行带走的孩子无法查找下落，只能确认进行了“社会调剂”。正式答复公文一上网，就被社交媒体快速转发。网民开始讨论20世纪末的计划生育合理性问题。还有很多观众@我们，想知道“社会调剂”和你常说的“社会化抚养”之间的关联。
督工你怎么评价这份公文和上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问题？
90年代的时候，我已经算是成年了，对当时的农村计划生育问题有直接观察，也有通过报纸看到的时事新闻记忆。所以，这次广西“调剂婴儿”事件一出来，我就想到了当年央视报道的中部省份福利系统跨国倒卖儿童案件。
在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部很多省份因为计划生育压力大，福利院经费紧张，公开鼓励国外家庭，尤其是美国加拿大的家庭来本地收养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办手续的时候，可以暗示来办收养手续的外国家庭捐款，拿到的钱还不少。后来就形成了捐款不少于3000美元的潜规则，客观上形成了跨国儿童商业链条。
产业链一形成，当地福利部门就有动力获取更多的儿童，比如说要求计划生育部门尽可能带走超生家庭的孩子，甚至会主动找人贩子购买儿童，两三千人民币买入，3000美元送出，有六七倍的利润。从当年央视的报道看，贩卖产业链的重灾区就是湖南南部的邵阳和永州。
广西全州虽然属于广西自治区，但是紧靠湖南省界，在文化上属于湘语方言区，和湖南的邵阳、永州近在咫尺。当地政府把婴儿带走，很可能会加入湖南的跨国人口产业链。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婴儿被国内家庭收养了。但国内家庭收养孩子，绕不过上户口问题。既然是从福利院收养，没理由不要一份官方手续，证明自己不是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这就很容易查到婴儿的去向。现在当地政府回复说孩子的去向没有记录，无从查找，我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孩子去了美国或加拿大。
至于说对“社会调剂”的定性，我认为这是国家在最该搞社会化抚养的地方，拒绝了社会化抚养的义务。1976年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制造了4000多孤儿，国家以福利院和定向补助收养的方式，都给了妥善安置。90年代财政再紧张，也比1976年要强几倍。但基层政府只在计划生育方面刷政绩、罚款，拒绝承担社会化抚养的义务，所以才给跨国人口贸易制造了空间，进而让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发现了获利的机会，制造了几十年后都不好意思正面去说的丑闻。
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微信公号看，其他方面的分析也很多了，我今天想说说应对历史问题的正确方式。
网民现在对官方“社会调剂”的回复产生普遍愤怒，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是不理解20世纪末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2022年是中国人口开始下降的转折点，大多数家庭养一个孩子都压力很大，所有年轻人都感受到了生育危机。所以，一旦发现一代人之前的中国还在推行严厉限制生育的政策，很多人基于当下的立场，认为那是无谓的暴政，是现在人口下降的原因，从根本上要推翻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对此我想科普一个事实，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5年左右，中国的生态环境差点就因为人口压力彻底崩溃。在90年代农民大量外出打工之前，中国北方大多数家庭冬天是烧不起煤炉的，都是在做饭的同时烧一下炕，再点一个很小的火盆烤手。2005年左右，农村全面普及煤炉，中国北方立刻出现了全面的雾霾现象，一度华北平原冬天的能见度在50米之内。
现在雾霾和取暖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但起码大多数农村家庭冬天不烧柴也能伸出手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如果这些煤炉取暖的需求都用烧柴来解决，北方的植被会是什么水平，水土流失会到什么地步。
70年代到90年代的计划生育，一方面限制了人口数量，在全面工业化的前夜，避免了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使用。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养育压力减少，包括妇女在内可以外出打工，给中国工业提供了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劳动力，吸引了全世界的消费品产业链，推动中国全面城市化、工业化。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这条路虽然也可能用更凶险的方式走通，但中国会有很大概率被人口和环境崩溃拖垮。
我有个年轻的朋友叫毛克疾，他分析印度计划生育的时候，说了一句逻辑非常清晰的总结。他说：“一个能坚定推动工业化的政府，才能有效开展计划生育。同时一旦工业化目标成功达成，因此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反而会显得计划生育力度过猛。”
现在中国就处于人口开始下降的工业化社会，虽然有很多值得烦恼的问题，但我想对95后、00后的观众说，现在最难的问题，放到90年代的中国基层来看，都是小问题。从历史角度看，我们还是应该支持那个坚定推动工业化，努力控制人口的90年代社会大方向。现在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历史，被具体的历史事件吓住了，就想否定当年的全部政策，这就像前几天网民因为一起治安事件就觉得唐山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属于传播学的问题，而不是法律或者社会学问题。
对“社会调剂”抗议的第二个层面，是基层粗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从中获取非法利益的问题。
90年代末21世纪初，国家领导人接见基层干部，例行问“什么工作最难做”，回答几乎都是“计划生育”。这是因为计划生育是毫无先例的新任务。
其他的任务，比如收税、修水利、征兵、治安、教育，虽然和以往的表现形式区别很大，但毕竟是几百上千年来就存在的行政项目，至少也有几十年来红军根据地到新中国行之有效的经验，所以执行起来最多有程度问题，没有绝对阻力。
只有计划生育问题不一样，农民从来没见过新生儿基本都能活下来的医学水平，没见过政府要救济每一场灾荒的新社会，所以按照过去的习惯保持高生育率，如果不加控制，中国人口或许会出现20亿的峰值。但基层干部也不知道怎样劝说农民压制生育率，所以只能采用最粗暴，最直接的方式。这次找政府要说法的家庭，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了，而且不在乎任何罚款。如果换我是基层干部，也想不出什么温柔的办法解决问题，除了带走孩子之外，就只有强制绑人去做绝育手术一条路了。
所以，90年代基层干部违规使用暴力，的确有一定的必然性。而有了粗暴执法，就意味着基层有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用来索贿，可以用来报复，当然也可以用来掩盖跨国人口产业链。
对于这些历史问题，一旦有证据，肯定应该处罚。但我站在历史的角度说一句，全社会迫不得已的事情，不能全压给当事人，计划生育前后只延续了一代人时间，的确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没有给基层安排足够的财政支持。至少在刑事责任方面，应该给当事人一定的减免。
对“社会调剂”抗议的第三个层面，是各级公务拒绝正面讨论历史问题。
计划生育带来的社会伤痕，刚刚过去一代人，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历史的前因后果摆出来。既要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也要承认执行层面给人民带来了伤害。如果既没有自信讲历史必然性，也没有肚量去谈当年的伤害。结果就是新一代人民彻底否认政策的合理性。这次网民最愤怒的地方，不是政府当年搞过计划生育，甚至不是有孩子被送到美国，而是当地政府以“没有资料”为理由，想逃避历史问题。
最近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就是一切都要追求“完美无瑕”，有任何“黑点”就要否定一个人，一种文化。连郑智化传唱几十年的歌词，都得按照“正能量”的方式修改。实在改不掉，那就用封锁信息的方式逃避问题。
但是，如果人民平时看不到“负能量”，面对社会暴露的具体问题，当然也会用“完美无瑕”的标准去要求政府，去衡量历史。而计划生育并不是古代史，是当前这个政府十几年前还在强硬执行的现实国策。在这种现实问题上不承认局部错误，不弥补最极端的损失，剩下大部分正确的工作也会没有意义。
前面说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从阆中财政说起，分析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责划分问题。一个是从广西计划生育历史问题说起，讨论如何面对政策执行中的局部错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恰好在昨天的无锡盖章事件上撞到一起了。
7月5日，有群众在网上抱怨，说在无锡一个街道做核酸，办黄码转绿码手续，要在手上盖章，还要保持三天。很多网民跟着抗议，说这是把人当猪肉卖了。
https://weibo.com/3075511595/LAUkmDAps#comment
更神奇的是，7月5日下午，济南时报替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辟谣，说没有盖章的事情。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7567932504517138&wfr=spider&for=pc
确凿的证据和官方的否认撞在一起，让事情的热度再上了一个台阶。到了晚上，，扬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道歉，说的确有盖章的事情，原因是工作人员为避免人群聚集，给做了核酸的做记号，做法粗暴，向群众道歉。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892937
无锡这件事，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央和地方权责问题。扬名街道下辖12个社区，辖区内18万人，比内地很多县城甚至是县还要庞大。现在街道辖区有两个高风险区域、一个中风险区域。靠街道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秩序，哪怕加强了市里的一些援助，也远远不够。
就在盖章事件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无锡梁溪区另一个地方发放生活物资的时候，有群众不听指挥，出现了接近哄抢的场面。工作人员把车开走，又被2个不满的居民殴打。
https://news.ifeng.com/c/8HQbQVo3CmI
这说明，地方政府，哪怕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正常职能的同时再叠加一个防疫任务，也很容易失控。所以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去维持秩序。在人手上盖章是表现之一。中央政府如果不希望基层不作为，也不希望基层乱作为，就应该组织专业防疫团队，随时给爆发疫情的地方提供人力支援，而不是只施加清零压力。
至于在人身上盖章的操作，的确不是很妥当，但之前很多游乐场、演唱会也用荧光标来区分入场资格，很少听到抗议。在防疫压力下，面临秩序失控、交叉感染的压力，基层工作人员事急从权，盖章未必不能宽容一下。无锡这件事，最恶劣的点在于基层政府和官方媒体联合散发谣言，否认事实。这才让事情影响力上升了好几倍。广西全州政府如果希望能尽快平息“社会调剂”事件，最好也能从无锡的盖章事件获得一些传播学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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