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280】高铁大跃进之后，反思铁路建设模式
《高铁大跃进之后，反思铁路建设模式》
简介：全国高铁建设进程放缓，香港电子烟泛滥
封面：
高铁建得太多
拖累铁路发展
推送：2020年底，十三五计划结束，铁路里程比计划少了5000公里。但如果只看高铁里程，反而超额7900公里。这说明，过去十几年被视为“政治正确”的“处处通高铁”原则，已经开始反过来阻碍铁路乃至全国交通网的发展。
转发推送：过去十几年，网络舆论会无条件赞美高铁建设，嘲笑以炒房价为导向的地方政策。但这两件事，背后很可能有同一个出发点。
大家好，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欢迎收看280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督公，西安一直想用城际铁路辐射整个关中平原，但是，今年4月份，陕西发改委正式回复群众来信，表示陕西的城际铁路网计划已经停止推进。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7P9SFGT05373OE4.html
连接四川泸州和贵州遵义的泸遵高铁之前一直盛传要按照350公里时速建设。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PDQ0O1L054403ZR.html
今年4月份，四川群众也给泸州市交通局发信，询问泸遵高铁工程的进度。当地交通局回复，说“积极对上协调，全力争取按照时速350公里高标准规划建设。”言外之意，铁路总公司和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建设350公里时速高铁。网友询问泸遵高铁要降标？官方：全力争取按时速350公里建设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
陕西和贵州两个西部省份的铁路建设都在放缓，是什么原因？
从地图上看，泸州和遵义周边的铁路网密度已经不算低了，泸州要去遵义，从宜宾和遵义方向都能过去。这条泸遵高铁，对其他城市意义都不大，只是单纯地沟通两个不算发达的地级市，节约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铁路预期收益完全依赖于泸州和遵义的部分人口。在西部年轻人口不断流失的现状下，如果基础建设标准太高，的确可能收不回成本，甚至票价覆盖维护费用都很难。
西安城际铁路也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整个西北的人口在流失，同时西安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周围地区，哪怕是关中平原的城市都出现了空心化问题。所以，西安周围的交通流集中于主城区附近，和周围城市的人口长距离交流反而在逐渐减少，修城际铁路极可能亏损。之前武汉已经修了辐射四个方向的城际铁路，但基本上都是严重亏损状态，其中武汉到咸宁的城际铁路，每天10对列车往返，日客流量只有三四千，被称为运椅子的铁路，票价连电费都覆盖不了，随时有关闭的危险。
看到这些例子，西安主动叫停自己的城际铁路计划，算是比较谨慎的选择。
过去十几年，快速扩张的铁路网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重要工具。现在铁路建设是不是已经过剩了？
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当前铁路规划建设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高标准、债务负担较重等问题。再看去年的文件，国家发改委也有表态，铁路建设方面要防止相互攀比、盲目建设以及片面追求高标准。中央政府的确在给铁路建设踩刹车。
但是，并不是所有铁路建设都应该放慢速度。过去十几年高铁建设爆发式发展，普通铁路建设严重滞后。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年底全国应该有15万公里铁路，其中高速铁路3万公里。结果，2020年底中国铁路只有14.5万公里，少了5000公里。同时高速铁路超额完成规划，达到了3.79万公里，比计划多了7900公里。这意味着普通铁路建设严重拖后腿了，5年新建6400公里，还不到规划中两年的建设量。现在西部人口流失，运人的高铁要少修，铁路建设单位应该集中精力修货运为主的普速铁路。
客运高铁超额完成任务，货运铁路进度落后，是不是因为铁路总公司觉得客运赚钱更多呢？
稍微算一下账，就能发现其实是货运铁路赚钱。
高铁运行速度快，转弯半径大，遇到复杂地形没有绕过去的选择，必须架桥，挖隧道，还要更大的占地面积。如果是350公里时速，每公里高铁平均投资1.29亿，250公里时速也需要0.89亿。泸遵高铁要穿过山区，肯定要花更多的钱。就算只按照平均价格计算，263公里的最高等级铁路也需要340亿，每年5%的利息就需要还17亿。而按照现行铁路收费标准，263公里票价121元，每年有1400万人次全价买票，才能覆盖利息。但实际上，上海杭州之间的沪杭高铁，平均每年也只有4000万左右的客流量，很难想象泸州遵义之间的客流量能覆盖成本。
作为对比，普速铁路除非征地花钱太多，否则每公里4000万就差不多，100多亿就能打通泸州和遵义，每年可以运几千万吨物资。遵义地区盛产煤炭，四川需要购买大量外地煤，而泸州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运集散地，如果泸州遵义之间改成普速铁路，应该是个很赚钱的买卖，顺便提供的客运免费都无所谓。
从全国来看，国内除了东部少数线路之外，大多数高铁都是亏损运营，收入能覆盖利息的都不多。但普速铁路普遍盈利，煤炭产区对外的铁路更是像一台印钞机。2020年全国利润最高的交通股票是大秦铁路，650公里利润137亿，比两倍长度的京沪高铁的利润还多18亿。
从这些计算来看，高铁还是适合沟通区域中心城市，其他地方的高铁修到现在的水平，已经够可以了，有资金还是应该投给赚钱的货运铁路，至少把公路运煤的这部分市场占过来。现在山西向东向出省的公路，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超载卡车，这种烧油运煤的场景证明，高铁占用了太多的铁路建设资金，普通铁路修的少了。如果我们希望更多的城市能坐火车出行，而且不会像武汉周边城际铁路那样，因为成本而停工，就应该多修普速铁路，让货运来补贴客运。
铁路总公司应该也知道普通铁路紧缺而且赚钱，为什么还要优先修高铁？
**过去20年，中国铁路的建设体制有问题。**铁路总公司过去叫做铁道部，曾经又当政府，又搞企业经营，有自己的警察部门和法院，甚至还承担一部分军事管理职能，内部设有政治部。这样一个超级单位，在铁路修建和运营方面自然地就占有全面优势，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反抗不了。
90年代国内有不少地方和铁道部合资建设的铁路，但最后落实项目，几乎都是地方出大多数投资，铁道部承揽工程和全部管理权限，拿走大多数利润。而且就算是这样，铁道部也还是要卡着审批权，只批准那些好处最大的项目。比如说金华到温州的金温铁路，给温州这个沿海城市解决了沟通内地的问题。但是，哪怕是最高领导人有批示，哪怕是温州地方政府和民间解决了大多数资金，金温铁路还是修了五年半，1992年拖到1998年才通车。
至于广东、山东、苏北，大多数项目拿不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就算是自己出钱，地方铁路也很难拿到铁道部的许可。所以，无论谁来管地方经济，本能的决策都是把地方资金留在地方，宁可修货运成本更高的高速公路，也不愿意把资金拿出来，积压到铁道部系统。
几十年来，山西和陕西的煤炭外运一直是大问题，大秦铁路和神华铁路拼命赚钱，恰恰证明这里急需更多的运煤铁路。但是，因为地方和铁道部之间的利益不好协调，连华能集团都搞不定立项，运煤专线和其他重载铁路连续20多年没有新建里程，成为中国工业相对美国最显著的缺点之一。1997年中国煤炭产量13.7亿吨，钢产量只有1.08亿吨，当年的铁路转运量是1.3万亿吨公里，到了2018年，中国煤炭产量比1997年增长167%，钢产量增长760%，铁路转运量有3万亿吨公里，比1997年只增长了130%。就算不考虑各地瞒报的重工业产量，铁路运输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了。直到刘志军和丁书苗集团倒台，普通铁路和重载货运铁路紧缺的问题才开始缓解。
不过，大家都知道刘志军掌握铁道部以来，高铁扩张迅速，这是因为房地产热潮制造了足够大的投机利益，缓解了铁道部和地方的矛盾。京沪高铁成功运行以后，地方政府和铁道部都意识到，高铁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房地产概念，地方政府可以征地搞高铁新城，而铁路部门也拥有车站和沿线的大片土地，可以置换到高铁新城附近赚钱。往往是高铁还没通车，地价已经炒起来了，给地方官员在换届之前就提供了资金和政绩。所以，往往是地方干部和铁道部联合起来，推动客运高铁建设，甚至挤占了普通货运铁路的建设资金。
但是，铁路地产能增值，前提还是本地有足够发达的实体经济。随着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周围的干线铁路逐渐填满，支线铁路再想带高铁新城就难了。而已经修好的高铁都要维持运营，客流量填不满就会亏损。现在18个铁路局有12个严重亏损，铁路总公司负债接近6万亿级别，再怎么用支援地方经济的理由去炒地产，也要向现实的财务压力低头，回到优先建设货运铁路的发展模式。估计接下来十几年还是铁路建设的黄金年代，但重点不再是高速客运铁路，而是新建货运铁路，重载铁路，升级现有的货运网络。
前天，5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发布《2020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和上一版相比，新报告特别指出了电子烟的问题，说“有充分证据表明电子烟不安全” 。åå°è¡è§é»
上个月恰好还有一个和电子烟相关的新闻。香港2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各种电子烟的比例达到85.9%。为什么电子烟在香港泛滥到这个地步？
这个问题，请工作室的邓肯同学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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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子烟泛滥，是传统香烟税收政策和立法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观众是否抽烟，应该都知道，国内香烟价格的级差非常大。同一家烟酒店里面，既有三四块钱一包的香烟，也有两百多一包的香烟。这是因为大陆的烟草税是从价征收，便宜的烟少收，贵的烟多收，所以零售价之间的差异，和出厂价之间的比例差不多。有这么多层次的香烟出售，国内的烟民如果只是想过瘾，买最便宜的香烟就行，完全没有必要去买比较贵的电子烟。
香港的烟草税是从量征收，无论什么香烟，都统一按数量交税，缩小了烟草之间的价格差异，抬高了便宜香烟的零售价。中华烟一盒六七十，三五烟六十上下，再低的南洋双喜烟也要五十多块。相比之下，电子烟没有额外的税，花20多块钱买电子烟，就能替代一包传统香烟，比较穷的烟民当然会快速习惯抽电子烟。
另外，因为人口密集，公务员和警察的比例多到夸张，香港过去禁止未成年人吸烟的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严格的禁止本身也是一种强烈的诱惑，让青少年觉得吸烟很酷，很有趣。现在从法律上说，电子烟不属于香烟，不受控烟政策的管制，可以卖给青少年，所以泛滥成灾。
香港为什么一直不立法管制电子烟呢？
2018年，香港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了法案，要管制甚至禁止电子烟，至少要把电子烟定义为烟草纳入烟草管理体系。但是这个提案遭到大量议员反对，他们认为电子烟的危害性不高，并不属于烟草范畴，不需要管制。去年6月立法会宣布停止讨论该禁令，放弃了禁止新型烟草类产品的计划。
香港这次关于电子烟的立法会讨论，过程就很奇怪。政府方面的提案并不是加税或者限制，而是看起来就荒谬的全面禁止电子烟方案，已经接近于毒品管制了。面对这种极端法案，立法会也给出了有逻辑的反驳。说电子烟的危害性比香烟还小，没有理由像禁毒那样去打击。所以最后立法不了了之，让人怀疑双方都不想真想对付电子烟。
不过，香港现在实行英式判例法，就算没有立法会的同意，只要一个法官判例没有被上级法律推翻，也可以把电子烟纳入传统香烟的管理体系。香港的电子烟问题争论，拖到86%的青少年吸电子烟，都没有一个结果，说明香港的统治集团严重分裂，既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彼此也缺乏妥协能力。
如果从纯粹的利益来看。香港立法会的自由派习惯性地要阻止行政方面的法案，法官体系不愿意配合政府政策，以大商人为主体的建制派也希望在低税率下能做电子烟的生意，所以，香港的电子烟立法，从一开始可能就是演戏。建制派提出一项严厉到荒谬的立法，再通过自由派的反对来否决。在这份默契的混乱中，大多数香港青少年都染上了电子烟瘾，按照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报告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
接下来我再聊几条简讯。
这一周，深圳住房与建设局发出了一份奇特的处罚令，原因是房地产中介在广告牌上画了水果。现在深圳市禁止中介炒作住房，要求只能标官方指导价，不能报实际价格。但是中介做生意又必须根据实际价格来，所以中介想出了一套代数方案，默认一个榴莲代表1000万，一个香蕉代表100万，被发现之后，政府要求这家中介门店停业整顿一周。
“一个榴莲一千万一个香蕉一百万” 深圳查处房地产水果图案挂牌价
与其同时，深圳推出了一个明显和社会发展大方向相反的政策，收紧户籍迁入规定，学历型人才重新要求本科学历才能迁入。这显然是想用限制新增户籍人口的方式来控制房价。
但是，睡前消息过去好多期节目反复指出，中介炒作也好，户籍政策松动也好，对深圳房价的实际作用，连扬汤止沸都算不上。房价暴涨，宏观原因是国家没有房产税，微观原因是市政府不敢触动城中村的违法住宅，所以商品房土地供应不足，投机持有成本倒是很低，二手房房价必然飙升，无论政府怎么定参考价，普通人必然“买到就是赚到”的心态。
有意思的是，这几天还有另外一起和深圳房价相关的新闻。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倒台之后，他在深圳的两套二手房拍卖，起拍价合计5617万。其中一套的单价是每平米17万，另外一套是每平米29万。
深圳住建局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状态，法院拍卖房连榴莲都不用画，阿拉伯数字明码标价，最后还要公示成交价格，要是住建局不管，就意味着承认深圳房价飙升，政府参考价纯属笑话。但如果住建局去干预价格，要求按照参考价出售，就等于人为压低国有资产价格，制造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尴尬局面就是搞面子工程的结果，希望深圳市政府早点拿出一点政策干货，比如说以特区的身份，先试试全面征收房产税。
海南省委原常委张琦名下深圳房产被拍卖，起拍价5617万元_恒裕
最近，河北献县鱼塘淹死5个小学生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老观众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农村孩子缺乏监管，缺乏文化活动的现实摆在这里，如果政府不搞强力干预，接管监护权，必然只有两个结果，或者频繁出现恶性事故，或者孩子每人捧着手机看短视频玩游戏，在小学毕业之前就得上颈椎病。社会化抚养肯定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但现实每天都在杀人。
5月25日，民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孤儿总数是19万，相比2012年的57万人下降了66%。全国近70%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不到10人。儿童福利机构有明显的资源闲置问题。这说明，就算不增加资源投入，只要提供法律依据，允许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去检查普通家庭的养育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下一代的成长条件就会有明显改观。虽然大多数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但就算只在制度上做微调，我们也能为基层的儿童做很多事
权威快报 | 2025年前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将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新华网
最后我想说说甘肃景泰县的马拉松比赛，172个参赛选手，降温死了21个，事情很惨痛。具体的组织问题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专业体育媒体的分析。我只想从社会角度分析一下。
2019年，疫情之前的那一年，中国大陆地区向公众开放的马拉松比赛一共1828场，全国712万人次参加。扣除多次参赛人员，至少也有500万人参加比赛。平均每个县区接近2000人。今年如果疫情不进一步恶化，全国马拉松比赛的总参与人次可能会接近1000万，绝对是全国普及度最高的集体体育活动。
之所以普及性高，是因为和其他运动项目相比，马拉松比赛的门槛比较低。参加者只要有较好的体能，不需要和队友进行配合也能参加比赛，就算没有专业训练和详细的配速策略，也可以通过跑完全程获得参与感。从组织方来看，虽然一次大型比赛需要出动的工作人员不少，可能还需要对一部分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但是每次比赛带动成千上万人来参加，也不需要专门建造场地，相对它的规模来说，组织比赛成本很低，少量投入就能带来巨大的声势，是性价比很高的宣传活动。所以全国大小城市都争着举办马拉松比赛，同时在体育、旅游和城市文化方面刷政绩。
2019年中国马拉松赛事1828场 全马破三人数大幅提高_完赛
但是，马拉松比赛的起源是一次把人跑死的军事行动，而且场地分散在几十公里的跑道上，平均到每平方米赛道的工作人员，密度很低，不像球类比赛那样，可以让医生在赛场外面随时待命，出了事跑几十米就能抢救。所以，马拉松比赛的伤亡率相对较高，并不是一项适合向大众推广的活动。广州体育学院统计过，马拉松每5万参与人次，就要死一个。最近几年随着比赛选手越来越业余，死亡比率还有所上升。2014年昆明马拉松比赛的海拔稍微高了一点，就有中国参赛者死亡，还有非洲参赛者中暑差点抢救不过来。
当然，我不是用小概率事件反对马拉松活动。全民长跑比赛带动了全民跑步热潮，肯定有利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但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无奈的选择。现代大城市破坏了传统熟人社会，又没有建立新的熟人社区，很多人除了跑步之外，没有更好的锻炼和娱乐方式，所以才会把跑步当作唯一的健身方式，才会选择马拉松比赛当作唯一的大众体育活动，既证明自己的健身实力，也获得一点荣誉和成就感。现在的马拉松长跑，很大程度上已经吸收了选秀和粉圈活动的弊病，用狂欢节式的气氛来吸引普通人，用奖金和朋友圈的社交压力迫使参与者跑全程刷成就，迟早会制造大问题。甘肃马拉松一次性死21人是偶然，但偶然中间有必然。
如果政府能把功夫花在平时，多组织一些场地内部的足球篮球或是其他业余比赛，我们不一定要搞挑战极限的长跑比赛，也能更好地改善国民健康水平。比如说，给业余运动队提供一些补贴，给业余选手提供一些专业指导，让每个人在居住地附近就能参加场地内的体育运动，强度可控，乐趣更多，距离医务所更近，也避免了踩踏和交通事故。欧美国家的马拉松运动也很发达，但是格陵兰5万人口，各级俱乐部有5000业余足球运动员。法国人口6000多万和湖南差不多，但是注册球员有300万，这是现代社会比较正面的例子。反面例子就是肯尼亚，穷到只剩下长跑一种体育运动，出国跑步是年轻人最方便的阶级上升通道，上次昆明跑到中暑的非洲运动员，就是肯尼亚来的。我希望将来的中国体育更像法国，而不是肯尼亚。所以，政府应该适当降一点马拉松运动的热度了。
好，280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