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84】举办“万家宴”的武汉百步亭，到底是个怎样的社区？
大家好，2020年3月3日，睡前消息84期，请静静介绍新闻。
这次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有一个社区引发了全国关注。《楚天都市报》头版报道，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行了万家宴活动，4万多个家庭参加。接下来几周，百步亭社区和武汉大多数社区一样，也出现了确诊案例，这场“万家宴”就成了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病毒聚会。随后，网民发现这个百步亭社区的管理机构与众不同，是一个基层政府和地产企业的混合体，很多人质疑企业为什么要作政府的事情，督工你能介绍一下这个社区吗？
百步亭这块地方之前是一块低洼的荒地，很多小贩来摆摊，用白布遮风挡雨，就有了“白布蓬”的名字，后来演变成一个城中村。武汉市很早就想改造这块地方，但是情况太复杂，连续请了七家开发商都失败了。1995年，第八家开发商终于成功拆迁，建起了经济适用房。1998年，第一批居民入住。
这个第八家开发商，就是百步亭集团的前身。现在百步亭社区占地5平方公里、人口18万，是一个超大社区。房屋类型也不只是最初的经济适用房，还有商品房和保障房。按政府规划，将来百步亭新城将占地7平方公里、入住30万人，和北京天通苑的规模差不多。
无论对于武汉市还是全国来说，百步亭社区都是一个样板工程。百步亭社区拿到过第一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同时还是“全国创建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小区”。创建这个社区的百步亭集团董事长茅永红，在海南参与了中国第一次房产投资高潮。1995年茅永红被武汉市请来，造好百步亭社区以后，他现在是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还当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茅永红创造了百步亭社区，百步亭社区也成就了今天的茅永红。
百步亭社区和其他城市社区有什么不同呢？
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茅永红入选了100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得到的官方评语是：社区党建和治理创新的探索者。这说的就是百步亭社区的两个特色：一个是区政府直接管理社区，一个是企业参与社区管理。
一般来说，除了县级市以外，大多数城市的行政管理分四级，基本上是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四个层次，党组织也在每一级设党委。
但是，百步亭社区实际上取代了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自己就是一个直属于区政府的行政机构，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既是开发商，也是物业管理公司，还替政府管理居民。管委会里面有居委会的代表，有业主代表，还有物业公司的成员。这个社区也有党委，归区党委直管，百步亭集团的总经理是党委书记，开发公司的两位副总经理当副书记。
我们国家的政府是围绕人大建立的，区以下没有人大会议，百步亭社区的区人大代表就组成一个独立小组，和江汉区其他街道的人大工委并列行使权力。另一方面，业主代表代表房主的利益，所以业主委员会的实际权力更大一些，可以修改物业公司的制度，罢免物业公司的人员。
虽然管的事情比正常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还多，但百步亭社区实际上是没有政府机关的。它的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不是事业编制，也不用政府拔款。百步亭集团将自己的物业公司交给社区，由社区支配管理，利润上缴集团，全部留在社区。等于本地居民直接缴税供养社区管委会。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区政府不需要派行政人员插手日常工作，只要把派出所、工商税务所这些职能机构派过来就行。
百步亭社区管委会等于包办替代了基层政府职能，武汉市为什么允许这样的社区存在呢？
这里算是一个试点，替国家研究怎么管理城市社区。
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是建国初期形成的，但是，在90年代以前，街道、居委会的作用比较弱，因为当时大多数有收入的城市人口都可以划入一个“单位”，甚至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就住在各单位的家属区里面，这些单位管理的大院才是真正的基层社区。很多工厂都要设一个副职，叫生活副厂长，管的就是后勤服务和家属生活。市政府如果有事情，把各单位的后勤负责人召集起来，就能解决大多数问题，然后才是街道和居委会。
90年代以后，原来的单位大院解体，新的企业也很少建立自己管理的社区，就算是同一个单位的人，也往往分散居住在城市各个地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开始管理城市大多数区域，成为主流的基层单位。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旦离开了“单位”的框架，直接管理居民，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运行效果并不好。
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级别相当于乡。但这些年城市发展特别快，很多街道办事处管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口，和一个县差不多，经济规模甚至更大，用一个派出机构的编制来管很难管好。比如说武汉自己有个关东街街道办事处，管理100万人，编制上只有37个工作人员，只能用大量编外人员来控制城市。
http://news.cjn.cn/sywh/201908/t3437024.htm
按照宪法，城市和农村都是自治的，居委会应该是居民自发产生，级别相当于村。但城市人口流动快，居委会也没有集体财产，所以实际上居委会都是上级任命，拿政府的工资，接受区政府的任务，但在法律上又没有强行执法的权力。所以也惹了很多麻烦。
在这种局面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在探讨新的基层管理模式。民政部选了全国11个社区作试点，比如说北京西城区，上海过去的卢湾区。百步亭就是武汉市的试点。百步亭地区刚刚改造城中村的时候，政府和开发商都派人出去，到上海深圳乃至欧洲考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社区建设要调动本地积极力量，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模式容纳不了这些力量，所以决定不设街道办事处，让开发商来组织一套行政体系。
百步亭社区的管理水平怎么样呢？
至少不比中国平均水平差，某些方面明显有进步。现在中国大多数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就算选出来也不知道怎么运行。所以，社区管理实际上是单方面交给物业公司。在没有业主委员会制约的情况下，很多物业公司黑社会化了，否则就会被同行赶走。百步亭虽然也是企业管社区，但起码把规则挑开，公开承认商业规律和行政职能结合，比大多数小区是进步的。
现在比较大的住宅小区，往往是在一个物业下面管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业主委员会就算选出来，也没有自己直属的行政力量，往往只能空谈，遇到最极端的情况才能换物业。百步亭社区让人大代表和业主委员会交错运行，再配上一个社区委员会，实际上借着宪法落实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而且给民主决策配上了一个行政机关，不仅让民众代表有否决权，还给他们真实的管理权，所以能发挥一些作用，
比如说，2004年4月，因为有业主投诉，百步亭的业主委员会贴出一份宠物管理规定草案，要对破坏卫生的养狗家庭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要杀狗。这个规定激怒了一部分养狗的居民，聚集起来争取“养狗权”。不喜欢狗的居民也组织起来，只要养狗的居民开会，就跑过去唱歌，让他们没法开会。社区决定用民主流程来解决这个问题，反复征求意见，组织双方对话，最后通过了宠物管理公约，允许公共区域遛狗，但是必须在早7点到晚7点之间，而且遛狗的人要处理好粪便，否则接受处罚。
这次养狗事件塑造了百步亭的“六步议事”自治制度，
第一步，居民“提议题”；第二步，党支部召集有利益冲突的双方讨论；第三步，居民代表“出主意”；第四步，居民议事会拟定方案；第五步，请法律和社会管理的专业人士审查文件；第六步，召开居民代表会议，2/3以上通过就实施。后来的社区停车问题，晨练噪音问题，甚至信访问题都是按这个程序解决的。
这次百步亭社区搞“万家宴”，是不是说明这里的秩序有点失控？
他们搞宴会的时候，上级政府还坚持说疫情不严重，所以百步亭社区不算故意破坏社会秩序。1月18日宴会结束，过了20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了武汉市的调查数据。截至2月8日，百步亭社区11.2万本地居民确诊87人，疑似113人，比例是万分之18，比当日武汉全市的比例低，考虑到百步亭还有6万流动人口，比例就更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就算宴会本身是个问题，事后社区的工作也很大程度上补救了问题。
算上流动人口的话，百步亭社区有18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县，社会治安靠35个警察，30个辅警来维持，明显低于武汉市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大多数县。过去20年，这里靠本地的党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效果很好。这次引发全国关注的万家宴，也不是什么传统民俗，而是社区为了打破邻居之间的陌生人关系，从百家，千家搞起来的，最后才是万家宴，算是新型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遇上这次疫情，万家宴应该算是全国其他地方的榜样。
督工你认为百步亭社区的模式值得推广吗？
百步亭社区并没有做出一个完美的模式，还是有很大隐患的，目前看，还是作为试点比较好。这里没有公务员，所有的办事人员都是企业身份，不受国家行政纪律约束。这次疫情爆发以后，百步亭就有一部分工作人员辞职，包括保洁、保安和居委会网格员。虽然还没有引发新问题，但的确值得注意。
从法律上说，百步亭这种企业和政府结合的模式也是有问题的。人大代表是一人一票，按成年公民计算；业主选举是按照房屋套数甚至按照房屋面积投票，用钱说话。
虽然大多数家庭在一个特定小区只有一套房，但人大代表和业主代表肯定不能划等号，能行使的权力也完全不同。前面我提到，企业工作人员会临时辞职逃避危险，反过来说，一个商业公司的雇员，就算尽职尽责，也不能像政府工作人员那样，在必要的时候强行推进自己的工作，毕竟商业公司的利益也不能和政府完全划等号。
但无论如何，我建议大家对现在的基层社区试点保持一个宽容态度，因为城市化已经制造了很多基层矛盾，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新的管理模式。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百步亭社区尝试的发展方向呢？
农民如果生活在家乡，有权选举村长，有义务为集体事务出力，而且村里也的确有很多集体财产，尤其是土地，要征求村民的意见才能使用。农民和乡、村两级政府之间虽然谈不上融洽，但肯定有密切联系。
城市居民正好相反，普通居民并不向街道和居委会交税，也不会直接分享街道办事处的财产，更不会选举街道办事处主任，实际上居民和政府是脱钩的。但是，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矛盾并不比农村居民少，在高密度居住的情况下，对彼此生活的潜在影响也比农村要多。等到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人口迁徙速度下降，很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我们必须有一个民主而且强大的政府来处理基层事务。实际上，基层政府的民主和强大完全是一回事，不民主的社区机构很难有执行力，没有执行力的社区也没法得到支持。现在大多数基层社区两方面都没做好，必须积极尝试新体制。
百步亭模式，最大的隐患就是企业行使了政府职能，名不正言不顺。但是我们想一下，过去的城市通过单位大院来管理市民，似乎也谈不上名正言顺。只是过去的单位往往是国有企业，而且大多数永久居民都有固定工作，所以能接受这种非正式体制。而且，单位管社区，一般的确管的比基层政府好。我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更喜欢住单位大院，而不是外面的普通市区。
把百步亭社区和过去的国企大院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两者有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就是用经济单位来管理基层行政。稳定的农村社区也往往也有很多集体土地，出租土地来办村里的事情。这反应了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居民必须通过经济关系和基层社区发生关系，才会关心基层社区，才会真正授权给基层社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负责行政，不收税，也不需要居民推举代表来监督税收。这样居民既感受不到自治，也不觉得政府和自己有关系。
百步亭社区通过业主代表来体现民主，通过监督物业费的使用来建立秩序，这虽然有问题，但至少是一个方案，客观上做到了代表权和纳税挂钩，比无政府状态要好，也比用户口来划分权利的封建制度要好。疫情结束以后，我希望整个社会能正视百步亭社区的经验教训，试探更多的基层组织模式，看看怎样在摆脱企业的情况下实践基层民主自治。
去年的节目，我们连续关注过香港的社会和经济。2月26日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给每个18岁以上的市民发一万港元，预计要花费710亿港币。督工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香港财政司：特区政府向18岁或以上市民每人派发1万元，共渡时艰
首先，香港特区是有这个钱的，香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政府持续保持盈余的经济体，2017到2018年度，香港特区政府盈余1380亿港元。2018-2019财政年度盈余679亿。现在这个财政年度还没结束，但是盈余已经过千亿了。
刚刚过去的1月份，特区香港政府又盈余751亿，历年累积下来，香港特区账上趴着1万多亿港元，拿出710亿发福利是小意思。之前特区政府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给老人发，有的时候是给全民发。
Ïã¸Û1Ô²ÆÕþÓ¯Óà751ÒÚ¸ÛÔª--¸Û°Ä--ÈËÃñÍø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独立经济体，这么发钞肯定会有贬值压力，发一万也许只能当几千块钱花。但是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港元和美元有固定汇率，而且香港吃的用的都是从外面买，不是本地生产。等于特区政府用自己的存款散发了一笔美元计价的购买力，是真金白银，不会贬值的。
发这么多钱，会改变香港现在的问题吗？
能缓解一点，但根本上是没用的。香港政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盈余，主要原因是雇佣6.5%人口的金融业，再加上转口贸易。可以说，香港人口就算立刻从700万收缩到300万，整体的财政盈余也不会变化很大，剩下的一多半香港人，既没有制造业提供中层岗位，也不愿意离开香港，只是用来维持房地产价格的工具人，这就是香港社会持续动荡的原因。去年11月22日的45期睡前消息我们详细分析过这些问题。
现在，香港政府发钱力度比过去大了一点，算是懂得用财政盈余安抚一下这些工具人了，在政策上算一个微小的进步。但是，这不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78期分析纪录片《美国工厂》的时候，我提到过，积极参与生产的人口才算跟上时代；掌握先进生产力，才能有未来。香港有上百万的人从事低效服务业，未来也没有转型希望。这是经济癌症。旁边的澳门政府凭借赌博利润，年年发钱，也创造不出新产业，只要停止从大陆吸血，整个社会就会立刻爆炸。香港政府发钱的力度比澳门小多了，不可能靠发钱真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不对地产业下手，不开发新界的广阔土地，不让年轻人到整个中国寻找出路，香港政府作什么都只能算是扬汤止沸，当然比什么都不做好。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短讯。估计大多数观众都已经看到了，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
去年观视频年终秀，我的核心观点是，政策必须量化，不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管理社会。这几天有个好例子。静静给大家读一下核心内容。
2月25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因为各地疫情不太一样，不适合全国一刀切，所以，**湖北省、**北京市以外的地方依据疫情严重程度，以县级为单位划分为低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和高风险地区三类。低风险地区复工是无条件的，拆除一切阻碍交通的路障。中等风险地区在减少人员聚集，每个人都测体温的前提下推进复工，高风险地区先控制疫情，只保证公共事业和关乎国家安全的企业运转。
å®æ¹ï¼æ¹åãå京以å¤ï¼ä»¥å¿çº§ä¸ºåä½ååé«ä¸ä½é£é©å°åº_è´¢ç»_ä¸å½ç½
这就是量化管理的好例子，之前很多观众说，中国人口素质低，如果不搞全民性的运动执法，就没法落实到底，现在看来。工业社会终究不适合搞运动，还是要量化控制。当然，中国这么大，的确有很多落后的农业地区，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很多社会弱点。
2月28日，湖北黄梅县的所有基层干部都从上级领到了一批二氧化氯环境消毒片，放到水里溶化，就是消毒水，是给各家消毒用的。但是有几个基层干部不知道用途，也没有上网查一下的意识，直接把药片发到每个村民，说上级下发了防疫药物，每人必须吃一粒，一共22个村民吃掉了消毒片，等于直接喝了高浓度消毒水，幸好发现及时，没有严重后果。
黄梅县属于著名的高考强市黄冈市，事故发生在黄梅镇，也就是黄梅县城附近，不算太落后的地区，但还是发生了低级错误。说明基层干部的素质的确不够。但从这个案例看，基层干部水平不够，并不是运动式防疫的理由。相反，低素质的干部更需要精准的政策，需要操作性更强的指示，否则就会出大问题。事后黄冈市长总结教训，也说我们基层工作还要更精准，更有效。
2月29日，云南临沧市几个区县的教育局要求全体学生吃大锅中药防疫，也是运动式防疫刷存在感的典型例子，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展开说了。
最后一个新闻让我相当震撼。2月29日，河南邓州市一个初三女生自杀，原因是全家三个孩子都在读中小学，都要上网课，但是家里穷，凑所有的钱也只能买一部智能手机。这个女生觉得在同学面前丢脸，就服药自杀。事情搞到这个地步，说明中国还有很多落后的角落，也说明我们的基层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如果事先有调查，基层干部怎么也能给她借一部旧的智能手机。搞防疫隔离，人民群众需要的不仅仅是粮食和蔬菜。现在这位女生还在医院抢救，希望她能尽快恢复健康，也希望中国这样的角落越来越少。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F6LNH20I0001899O.html
好，84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