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66】江西拔除一恶势力团伙，平均年龄79岁……
大家好，2020年1月14日，欢迎收看第6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2019年最后一天，江西出了一个貌似很荒诞的新闻，鹰潭市打掉一个平均年龄79岁的犯罪团伙，名字是 “刘家老年协会”，其中年龄最大的成员92岁。
昨天，人民网转发新京报社论，也提到了“老年协会”的犯罪问题。为什么快80岁的老人还能当黑社会？
http://yuqing.people.com.cn/GB/n1/2020/0113/c209043-31544944.html
“老人会”是中国比较普遍的一种基层组织，全国村级政权有55.6万，老年协会也有40多万，其中至少数万个要参加基层政权管理，比大多数城市居民想象的要普遍。这几年，几乎每个省都打掉了上百个涉黑的村级干部，虽然老年人犯罪率低，但是发现几个涉黑的老年协会也不奇怪。
这次被打击的“老人会”，是不是乡村宗族势力？
老人会，听起来和传统的宗族长老很相似，有的还以姓氏为名，是不是传统宗族势力复兴？
的确有一部分“老人会”企图借助宗族的名义发展，但是从发展渊源看，之所以现在全国有那么多老年协会，主要原因是政府扶植。在农村老龄化条件下，老年协会也的确满足了农村基层的一部分需求。老人协会应该算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代组织。
最早的老人会出现在1972年，江西兴国县。从红军时期到70年代，革命政府一度压制了民间的传统丧葬习俗。1970年以后，意识形态工作逐渐放松，农村经济也越来越宽裕，葬礼仪式重新开始复杂化。
在革命政权搞移风易俗几十年后，只有老人还记得葬礼仪式，所以兴国县的两个生产队成立“老人会”，拿生产队的公益经费办丧事。还置办了全套丧葬用具，买了30桌餐具专门给村里聚餐用。老人会每年从每个生产队拿2000斤稻米做经费，遇到有人家要办丧事，一方面帮助主持，另一方面也发放一定的抚恤金，调动其他家庭的青壮年帮助后事。从这个功能看，老人会有一点原始社会巫师的意思，接受社会供养，也提供精神安慰和管理服务。不过，在70年代，绝大多数地区还是由生产队干部来承担这些职能，老人会是非常罕见的组织。
80年代，全国强制要求解散公社，分田到户。公社和生产队消失了，重建的村级政权没钱，也没有号召力，基层管理出现了空白区域，农民觉得公共服务没了，很不满，社会治安也出现了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地方领导发现了兴国县的老人会，觉得是一个好案例，所以80年代末把它作为典型上报，得到了国务院全国老龄委的认可，在全国推广。于是各地纷纷建起自己的老人协会。
因为辈分大，经验多，而且熟悉地方上的习惯法，所以在地方上有一定权威。但是任何超出家庭的组织，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经费支持。有的老人会靠捐款，所以能力比较弱。但是一部分村级政权还有一些集体财产，比如说鱼塘，荒地，因为变现能力比较弱，没人承包，就拨给老人会运营。可以说，老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村级政权的劣质资产管理公司。
这些乡村老人熟悉本地情况，比外来的承包者更善于利用资产，所以能让这些劣质资产发挥一点作用，转化一定的现金流。对于青壮年经营者来说，这些现金流不值一提，但对于消费能力比较弱的老人来说，这些资金足够支持协会的运转。所以老年协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时候还能发挥正面作用。
2005年，浙江东阳市画水镇的农民联合起来，抗议化工厂违规排放，主要组织者就是当地老年会。最终抗议成功，十几家严重污染的化工厂搬迁，七名涉事官员被追责。
2008年，《社会学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农村银色力量何以可能》，就以东阳市画水镇作为研究样本。邓燕华教授通过调查发现，画水镇的老人会已经覆盖了1/3的人口，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行政开支很少，同时还能在社会上拉赞助，是非常有战斗力的组织。画水镇环保事件后，当地领导总结经验，说是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放纵了对老人会的管理，所以让老年协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抛开地方领导的立场不说，这个评价说明了老人会是不可忽视的基层组织。
2006年以后，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人民公社解散以后，村级政权要做事，主要靠农业税的附加提留。现在农业税取消了，村级提留也就没有了，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意味着基层政权没钱了。所以，很多掌握集体资产的老人会比村委会还有钱，是村委会，村党委之外的“第三委”，甚至被称为影子政府。
无论什么政权，没有监管就容易堕落。前面提到的鹰潭市“刘家老年协会”，已经被称为“地下出警队”、“地下调解队”、“地下医闹队”。在替当地村民争利益的同时，也实际上开始收税。当地居民建房、单位搬迁，在得到政府批准以后，还必须给“刘家老年协会”交一笔“祖业费”，然后才能动工。
2018年，福州市鹤上镇的干部到路北村宣布村党支部副书记的任命。当地老人会现场表示反对，说副书记要由老人会来任免。乡镇干部准备离开会场时还被围堵，需要警察来救援。这些案例是政府最终把一部分“老人会”定性为黑恶势力的主要原因。
那么，老人会应该都被解散吗？
去年5月，国家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其中第18条明确指出，“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以后就没有什么村书记和村长的区别了，上级任命的书记虽然也要走法定程序，但必须兼村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理和实际上的地方自治必然发生冲突，老人会和其他自治组织肯定会受到打击。
但是，整个中国都在老龄化，农村的问题尤其严重，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进城打工，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算一个客观需求。
2013年，《中国审计报》发布文章，《应将“老人会”纳入监督之下》。
对于老人会的问题，文章总结为两点。
一是威望“过高”，影响了村委工作的正常开展。一些村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老人会出面很容易就搞定。年轻人外出做生意赚了钱，回来给村里捐款，更愿意把钱交给老人会而不是村委会。
二是监管不足。老人会自己有收入，往往又受村民托付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管，但老人会缺乏专业的财务人员、没有现代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混乱。
这个文章说的很客观，一方面老人会权威很高，另一方面潜在问题很大。所以，一刀切消灭老人协会，否认一切地方自治的可能，并不是稳妥方案。老人会也是合法公民组织的社团，应该给他们合法注册的权力，也像普通社团那样接受社会监管，财务公开。不要让他们变成地下组织。否则老人会的权威，就会成为政权的对立面。
村级干部任免，既然要走合法程序，也应该承认老人协会可以代表会员提名候选人，这是村级自治体系的一部分。只要他们不滥用权利，不越过合法程序做决定，就不能强行干预，避免制造全面对立。
在大多数乡村都要消亡的背景下，90%以上的乡村都会在一代人以后消失，但是总要有人给农村做收尾工作，老人是最合适的群体。前面提到，1972年出现的老人会，最初的任务是操办葬礼，现在他们主动承担一定职能，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们说下一个话题。
今年的一件大事，是第32届东京奥运会。去年11月10日，共同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可能要在东京奥运会导入基因检查，应对基因兴奋剂的挑战。这个基因兴奋剂是什么东西？
人类基因治疗技术的开发，从保守到滥用，可以分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体细胞基因疗法，在体细胞里面做DNA编辑，但不干预生殖细胞，不影响下一代，这是临床基因医疗的主流开发方向，美国人就正在研究用基因编辑治疗先天性视网膜病。
第二种是生殖细胞修复，对生殖细胞下手，修复导致遗传病的DNA缺陷。虽然修复操作也不去增加人类没有的基因，但这个技术方向已经很敏感了，研究的人不多。
第三种是直接增加额外基因，用来治病。刚刚被判刑的贺建奎，就是用这个技术做转基因婴儿，目前还属于严重违反职业规范的技术冒险。
第四种就是基因兴奋剂。完全没有任何医学目标，纯粹为了增强体能，改变DNA或者DNA在人体内的表达方式，可以理解为初步的转基因战士，是本届奥运会需要应付的新问题。
这和传统的兴奋剂比，效果有什么不同？
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检查兴奋剂，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56年过去了，兴奋剂已经开发了四代产品。这里我先回顾一下兴奋剂历史。。
从竞技体育的第一天开始，兴奋剂就出现了。几千年前的古希腊奥林匹克比赛，有的运动员吃毒蘑菇，用麻醉剂消除疲惫感，增加耐力，算是超级玛利游戏的起源。还有人吃动物生殖器，实际上是自然版本的睾酮兴奋剂。这是第0代兴奋剂。
20世纪出现了化学工业和全面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双方的士兵都需要大量使用精神类药物，消除疲惫，刺激爆发力。比如说俗称“觉醒丸”的苯丙胺，就从二战一直用到海湾战争，尤其是远程轰炸机飞行员，几乎全体都吃。这些药物扩散到运动场是第一代兴奋剂
后来人类开始制造生物激素。比如黑人科学家朱利安发明了从大豆油中提取豆甾醇的方法，从此人类羸弱大量合成睾酮、孕激素，不再需要从动物身上提取。这就是第二代兴奋剂。
第二代兴奋剂最典型的案例是东德，依靠世界大战的遗产，也依靠发达的化学工业，每年投入500万马克。研究各种合成类固醇，1000多万人，70年代始终排在奥运会奖牌榜的前三名。
珀西·朱利安
后来的奥运会，对化学类药物检查越来越严格，东德的神话消失了。运动员开始注射人体自身就有的激素，比如促红细胞生成素，明显提高运动状态。这是第三代兴奋剂。
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这类兴奋剂完全查不出来。
现在外部注射激素可以查到，所以运动员开始直接改变自己的基因，让细胞自己制造额外的激素或者蛋白质，所以就出现了第四代基因兴奋剂。从效果上说，最大的“进步”就是很难查出来
国际奥委会和反兴奋剂组织打算怎么对付基因兴奋剂？
现在的主要办法就是普严格管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大规模普查，再加上长期保存样品。
目前国际上被承认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只有二十多个。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要求这些实验室能从毫升级的样本中检出纳克，也就是十亿分之一克的违禁品。每个实验室成立时都经历了严格考核，每年还要复查一次。即使复查通过，一旦发生兴奋剂丑闻，也会马上降级甚至取消资格。在2016年，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就被暂停了4个月的注册资格。
利用这些高精度实验室，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每年要检测几十万份尿样和血样，平均每年发现3000多份阳性结果，其中接近一半会被裁定违例。兴奋剂使用范围已经扩散到射击、高尔夫这些对体能要求不大的项目，说明普查的范围很大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
最后一招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以后用更新的检测技术复查。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宣布每届奥运会的样品保留8年。2014年索契冬奥会，样品保存时间进一步延长到10年。现在查不出来的兴奋剂，十年后也许就查出来了，用未知的技术吓唬运动员。
但是，从理论上说，这几个办法对基因兴奋剂没用。因为基因兴奋剂是让运动员自己制造这些激素和蛋白质。如果要严格证明一个人用过基因兴奋剂，需要事先知道载体种类、注射部位，甚至取肌肉切片，对运动员全身多处组织取样，做对比之后才能证明。所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目前对于基因兴奋剂，只能先宣布禁止，检测手段以后再慢慢说。
一般认为，很多大国已经广泛应用了基因兴奋剂。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报告显示，俄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比利时的发案率最高，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基因工程技术不算强。
2015年兴奋剂违例事件国别分布
2016年兴奋剂违例事件国别分布
其中最典型的是俄罗斯。莫斯科反禁药实验室前主管格里戈里·罗琴科夫已经承认，在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在存放检测样品的实验室墙上偷偷开了个小洞，偷换样本。这种间谍手段到客场就用不上了，证明了俄罗斯基因工程完全落后于时代。
上个月，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都对俄罗斯提出了严厉制裁。
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基因兴奋剂的扩散是止不住的，而且随着医学需求的增加，运动员获得基因兴奋剂也会越来越容易。一旦将来普遍应用基因疗法，我们也很难确定兴奋剂和正常治疗的边界。所以，东京奥运会可能是一个分界线，纯种人类和新人类竞技运动的分界线。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几条新闻的后续。
第44期睡前消息，我们提到了春蕾计划向男性学生提供资助的问题，1月10日，全国妇联发表公告，承认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花钱方式不符合项目要求，偏离了“春蕾计划”的初衷，给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记过处分，全部相关捐款退还。
第60期睡前消息，2019年终总结，我提到了很多地区花几十亿国家资金建造水利设施，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废弃。1月6日，新华网转载了经济参考报的调查，发现去年安徽河南的旱灾，和这些水利工程废弃有直接关系，很多地方紧靠着大型水库，却不能取水。还要靠几十年前公社时代的陈旧设备救急。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0-01/06/c_1125424462.htm
对于问题的原因，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认为，现在农村泵站最大的问题是条块分隔。水利部门修泵站，运营管理没人负责。所以用国家资金搞建设的时候大家都开心，增加就业，增加政绩，后续管理再花钱，就找不到人了。这和前面提到“老人会”的问题一样，都是农村基层失控的体现。
最后说一个2019年的数据，珠江水系内河货运量首次突破10亿吨，世界第二。
http://ocean.china.com.cn/2020-01/13/content_75606424.htm
珠江世界第二，第一显然是长江，2018年大概27亿吨，2019年应该接近30亿。之前我们一直说美国密西西比河是世界最大的内河货运通道，莱茵河是第二大。现在德国美国的工业被中国超过去，第一大和第二大就都被中国占了。
从绝对数字看，密西西比河的运输量顶峰是7亿吨左右，莱茵河的运量是两亿吨。这曾经是我们要仰望的天文数字。2004年，不要说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运量都是长江的六倍，现在已经不到长江的十分之一了。过去20年，中国的内河航运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还要快几倍，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长江的运输量增长，很大程度上和三峡工程有关系，现在珠江运输量也上来了，必须内陆大型水利枢纽支持。9月15日的睡前消息提到了珠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等这个工程竣工，珠江流域的运输量可能还有大幅增长。
好，66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