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666】遇见马克思 孔子才懂传统文化 (上)
大家好,2023年11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66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督工,658期节目介绍了湖南台的新创意短剧《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现在播放量已经一百多万了。当时你对湖南台的评价不高,认为只有郭继承的表演稍有亮点。如果你来设计内容,会让马克思和孔子讨论什么?
湖南台的节目,水平先不说,在逻辑上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没有在开头给“孔夫子”做明确定义。这个孔夫子到底是人格化的形象,还是一个文化符号,观众不知道,导演也不想明说。所以节目是各种概念混着用,哪个方便就用哪个,给自己开作弊器,彻底毁掉了节目的可看性。
湖南台节目的播出时间是10月9日,按照最新的考古推算,10月9日很可能是孔子公历生日。一开场,有一个真人演员扮演孔子和马克思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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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说明,制作团队希望节目里的孔夫子就是他本人,25个世纪之前的鲁国小贵族,一个喜欢整理古籍的学者,偶尔参与诸侯政治的中层官员。
但是,当两个人开口对话之后,孔夫子的角色只是一个导游,给马克思介绍了很多从先秦到明清时代的人物,但没有对任何人表达过批判。这个孔子又变成了文化符号,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均值,对旧中国的文明和野蛮都要负责。
另外,从主持人的发言来看,从头到尾,说到传统文化,总是忘不了加上“优秀“两个字作为定语。这说明,在某些话题上,主持人希望孔子只对一部分中国文化负责。如果你批评某些中国文化是坏的,他就可以说,孔夫子代表另外的优秀部分,不会和马克思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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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孔夫子形象,都可以和马克思发生对话,只要不是人格分裂,随时切换另一个孔子,每一组对话都会很好看。接下来我分别设想三种对话,今天先说第一种情况,马克思遇到人格化的孔子。
让真实的孔子和马克思聊天,首先得搞清楚,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从孔子成年,他一辈子都说自己敬仰鲁国的开创者周公,把周公时代制定的的周礼作为理想。
用论语原话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毛主席的亲家原名孔从周,字“郁文”,很明显借鉴了孔子的政治宣言。毛主席第一次见孔从周,因为对方当炮兵司令员,还特意提醒,孔子推崇的周礼六艺,最后一项是数学。你姓孔,做炮兵司令,一定要加强现代数学知识,不要辜负祖先对周礼的崇拜。
![孔从洲](https://cdn.jsdelivr.net/gh/ktKongTong/btnews@master/images/btnews/0601_0700/0666/e160bd04-54eb-4df8-aa2e-3e40bd97409a.webp)
但是,孔子自己从来没见过周礼的兴盛年代。他出生的时候,东周争霸战争已经持续了200年。孔子六岁那年,中原地区召开弭兵大会,多数主要国家都派代表到场,共同签订和平协议。会盟确认了晋国和楚国的优势地位,以及秦国和齐国的独立地位。各国还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当前的平衡状态,谁违反协议,谁就是国际公敌。
这是孔子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历史事件,之后和平总体上保持了半个世纪,所以孔子能周游列国,能出国查资料,也能跨国收留学生,花费的代价并不大。但是,新的和平秩序不是周天子的要求,而是各强国相互妥协的结果。弭兵大会之后,没有一个诸侯找周天子汇报,连形式上批准程序都没有。在直属领地之外,周天子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吉祥物。
弭兵大会的主导力量是晋国和楚国两大霸权,主办国是宋国——孔子祖先居住的国家;排名靠前的签字国包括鲁国——孔子现在的祖国。所以,孔子没法忽视周礼秩序已经崩塌的现实,哪怕装都装不出来。
按司马迁的说法,弭兵大会之后不久,年轻的孔子“入周问礼”,去周朝剩下的领土查资料,在洛阳遇到了老子李耳,带着周礼知识回到鲁国。后人考据,认为孔子去找老子未必可信。但无论孔子有没有去过洛阳,有一点可以确认。孔子在霸权主导的和平环境下,随时可以去周王城,但一辈子都没有主动为周王服务。他也知道自上而下落实周礼不靠谱。这就是所谓“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还尤其要看一个人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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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成年以后做的事情,是利用和平环境到处跑,在鲁国和其他诸侯国寻找机会,落实自己的政治理想。鲁国有机会最好,其他合法诸侯也不错,士大夫和家臣如果有力量,而且对自己的理论感兴趣,孔子可以克服理论上的难题,低调上门合作,完全不考虑周礼的限制。
从这些行动看,孔子一直想辅佐某个独立军事贵族建设领地,在领地内重建周礼规定的等级制、宗法制,再向更大的范围推广。对于周天子,他在精神上可以尊重,口头上更要尊重,但真创业的时候还是要找有实力的投资人。
可惜孔子一辈子都没有刷出头奖,从来没有得到某个投资人的长期信任,不能完整展示自己的政治计划。我们只能从孔子推崇的人物,去观察孔子的人生目标。
这里我要引两段论语问答: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通俗翻译一下:
子路问孔子,管仲跟随的主公死了,他不殉死,在道德上能算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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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无视了子路对个人道德的质疑,换个角度回答:管仲多次维护了诸侯之间的平衡,在事实上维护周礼体系;而且他没有滥用暴力,在面子上也维护了周礼体系。这当然要算仁!当然要算仁!重要的判断要复读两遍!
子贡不服气,深入质疑,说管仲不仅不给主公殉死,还给自己主公的仇人打工,真不厚道。
孔子又回答:管仲的事业,不仅是对齐国统治集团有利,对整个文明社会都有好处。如果没有他建立霸权,任凭几十个诸侯相互乱砍,我们早就被周围的蛮族征服了。我培养你们这些学生,将来要做大事,不是让你们找个小山沟默默自杀维护道德的!
对于儒家学派来说,“仁”不仅是为人厚道,而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理论上说,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应该统一,有私德问题就不是完人。平时和别人聊天,孔子也确实批评过管仲奢侈浪费,而且对礼制不太尊重。但是,当重要学生提出严肃问题的时候,孔子就要指出,管仲凭借政治成可以忽略个人道德质疑。孔子不仅确认了管仲有资格称为“仁”,而且要重复两次,表达强烈的情绪,算是给管仲发了儒家终身成就奖。
管仲是齐国人,齐鲁对抗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矛盾。压制鲁国的发展,是管仲的重要成就之一。鲁国的普通贵族应该不会太喜欢管仲,上面第一个质疑管仲道德水平的子路就是鲁国人。而且后代认为,管仲是法家思想创始人,和儒家学派有明显分歧。孔子作为鲁国儒学领袖,对管仲给出了近乎完美的评价,这很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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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换到孔子的视角去观察历史,周公是几百年前近乎完美的神话人物,而管仲是近代人物,不仅完成了看得到的功业,还坦然地展示个人缺陷,当然是管仲更亲切,更能赢得尊敬。
周公是天子的弟弟,当了半辈子摄政王,还拥有一个大诸侯国的合法继承权,这不是孔子可以想象的人生,乱想就会破坏周礼的严肃性。而管仲和孔子一样,是中下层小贵族。凭借自己的知识,管仲替周王分封的合法诸侯管理国家,稳定了东亚分封体系,这才是儒家知识分子可以期待的成就。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人生理想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管仲,至少目标和管仲重合。
如果只考虑诸侯称霸和维护周礼这两个目标,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最应该得到孔子赞赏的国家不是齐国,而是晋国。春秋时代前后两三个世纪,管仲和齐桓公带来的齐国霸权只维持了一两代人时间,而且因为位置太偏东北,齐国并没有直接去维护周天子政权的稳定性。南方楚国虽然强大,但并不承认自己要接受周礼的约束,秦国忙着消化关中地区的领地。在春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晋国才是中原文明的霸主,是对抗楚国和其他蛮族的核心力量。
高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写南明历史的《梅花岭记》,作者是清朝翰林全祖望,不当官专心写历史。他对着地图研究先秦政治,认为历史并不只是道德寓言,更是可以定量计算的数学题。按全祖望的观点,春秋五霸分到五个国家,纯粹是小说家搞凑数,导致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个君主都说不清。如果回到严肃历史观,一定要选五个春秋霸主,全祖望认为应该是“齐一、晋四”,除了齐桓公,霸主都在晋国。
![全祖望](https://cdn.jsdelivr.net/gh/ktKongTong/btnews@master/images/btnews/0601_0700/0666/6f29952f-109b-4868-b8da-ed5def2fe066.webp)
晋国维护周天子,当然有私心,动不动就要从周王剩下的资产里再拿一些好处,或者是借用周天子的名义,给自己的扩张提供合法性。但周天子也必须承认,洛阳政权能混到孔子时代,完全是晋国全力维护的结果。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跑到洛阳建立东周,晋国带头护送。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派兵杀死了周平王的竞争者周携王,确认了东周政权的唯一性。
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平息了周王室内乱,赶走了想捡便宜的蛮族部落,稳定了周襄王政权。
公元前613年,晋国正卿赵盾带着800辆战车跑了一趟洛阳,确定了周匡王的地位。这时候距离孔子出生只有两代时间了。差不多相当于中国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到现在的时间差距,孔子周围的人应该会经常谈论晋国和周礼秩序的关系。
但孔子并不欣赏维护周天子的晋国,因为晋国连续两个世纪干预洛阳,不仅没有改变王族内斗传统,甚至连国内秩序都保不住了。
当时晋国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没有“公族”势力,国君的兄弟、堂弟不掌握实权。晋国的大多数力量已经分散到几个大世家,赵家在其中最大,连国君都害怕,这一点和周礼原则相反。前面提到赵盾带着晋国军队平定王室内乱,这个赵盾的赵,就是“赵氏孤儿”的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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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盾支援周天子之后5年,晋灵公被赵盾的堂弟杀掉了。赵盾说杀掉国君纯属偶然,对全国道歉,这当然没有人信。赵盾死后没几年,晋国各派势力联合起来,杀掉所有成年赵家贵族。
但赵家之前经营的领地太大,训练的下层军官太多,谁也不敢去解散赵家的力量,反而要留一个赵家的幼子继续当族长,实际上承认了赵家国中之国的地位。后来三家分晋,赵家是其中之一。孔子只要稍微有一点正常的政治观察力,就能看出晋国内斗严重,将来只能是动荡的来源,绝对不是能寄托政治理想的国家。
但在晋国之外,其他诸侯的情况也并不更好。到了春秋时代中后期,各国无论是像晋国一样重用外姓的贵族,还是像鲁国、郑国那样,让国君的同姓亲戚掌握权力,都会普遍导致内乱。国君和卿大夫互不信任,卿大夫的权力又被自己的家臣架空。普通的国人也经常杀掉贵族表达自己的不满,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按照周礼的设计,用宗法关系确定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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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孔子出生之前4年,郑国国君刚刚发动其他贵族杀了同族的上卿公子嘉,这个人的字很有意思,“子孔”,正好是孔子反过来。孔子自己编写的史书《春秋》也记录了“子孔”的死。后来司马迁总结《春秋》,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所谓“弑君”,就是臣子杀死国君,赵盾刚刚带着晋国的军队取得重大胜利,自己的弟弟就杀死了晋灵公,当了“弑君”典型。这说明一个问题,新吞并的领土分给谁是个大问题,如果哪一派打下来就分给他,必然导致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威胁国君。但如果是在所有贵族之间重新分配,可能各个派别立刻就要打起来。所以到了春秋中后期,管仲时代的称霸战略已经过时了,国君不一定喜欢自己的国家向外扩张,宁可维护国内的脆弱平衡,混一天算一天。
这是孔子童年那场“弭兵大会”顺利召开的政治背景。晋国和楚国势均力敌是次要因素,主要国家都暂时放弃扩张战略,才是停战的主要原因。和平条约让孔子获得了周游列国的自由,同时也让孔子观察到主要国家普遍内部混乱,丧失了维护周礼秩序的能力。所以,虽然晋国接手了管仲的齐国霸权,甚至还多次出手维护周天子的地位,但孔子并不赞赏晋国。成年以后,孔子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设计一种超越管仲和晋国的政治方案,用“王道”消除“霸道”的危机。
孔子的结论是。现实的分封制度,包含了自我毁灭的因素,越是强调秩序,隐患越大。具体来说,分封宗法体制,不仅要求大贵族向君主负责,更是要求每一个中下层贵族都对自己的直接领主负责。分封秩序落实的越严格,大贵族反叛的潜力反而越强,因为他可以随时带走自己平时负责的全部力量。这是春秋乱世的核心逻辑,是霸主政治绕不开的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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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认为,在现实的周礼分封制度上面,还应该建立一套抽象的分封制。中下层贵族在忠于上级和直接领主的同时,还应该向整个周礼体制效忠,这在政治上可以称为“王道”,对个人来说是有“德”。
但“德”毕竟太虚了,所以还需要把“德”落实成看得到的规则,也就是“礼”,基本表现是越过自己的上级领主,向体制,也就是向君主和周天子提供额外的忠诚,日常表现是形式上的尊敬。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礼”,虽然不能保证内心有“德”,但最起码保住了等级制,也能让其他人跟着尊重“德”。所以儒家提倡“礼制”,“以德治国”是目标,“以礼治国”是手段。
理想状态下,孔子希望得到某个诸侯的支持,利用周礼制度下本来就有的“官学”教育下层的“士”和中层的“大夫”后代,再利用这些人的忠诚加强等级制,减少制度内耗,建立一个兴旺的国家,一个超越管仲霸权的国家。
但如果拿不到官学的主导权,孔子也不会绝望。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学”,以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对普通的士去传播“礼”,希望他们能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反过来主导国家。孔门3000弟子,72贤人,规模已经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官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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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人来说,开学校授课是很正常的操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是对周礼的制度做出颠覆性改革。周礼的原则是“学在官府”,只有上级大贵族可以通过官学训练下层,不允许下层贵族也就是“士”进行自我训练,更不允许“士”阶层自己定义意识形态。所以孔子对自己的改革方案也要做出解释。他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是学术资源转入下层贵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变化。我只是承认现有环境修补意识形态,并不是故意要破坏规则。
孔子改革的颠覆性,在《论语》中有清晰的表现。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所谓“行己有耻”,就是自己觉得可耻的事情就不去做。下一步是定义什么算“耻”。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的意思就是领俸禄,给国家打工。孔子认为,给一个“无道”的国家打工,哪怕是是自己的祖国,也是耻辱,应该辞职。这是公开鼓励“士”阶层自己定义意识形态,定义国家的政治路线。
我总结一下孔子的改革方案:孔子之前的周礼是1.0版本,主要目标是维护等级制,主要规则是下层贵族无条件依附于高级贵族,结果反而制造了内乱。孔子开发了周礼1.5版本,保留等级制的原则,但是对“士”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在精神上依附于整个统治体系,然后再效忠上级。孔子希望这能提高系统的自我纠错能力,最终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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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到这里,就可以考虑马克思和孔子本人的对话了。可以先把东周时期的考古资料摆出来,然后让孔子讲《论语》,介绍自己的1.5版周礼原则,最后让马克思来评价。
马克思会说,孔丘先生你做得好,在两个方面碾压了绝大多数古代学者。
首先,你发现了道德批判毫无意义,必须培养一批人作为新道德的载体。开私学这件事,比你造反建立一个王朝还重要。所以你被后代称为“素王”,也就是没有土地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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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发现了道德是一个缺乏评价体系的标准,想遵守的人难以学习,想破坏的人很容易就能找到理由。只有用“礼制”降低学习难度,提高道德的约束力,才能稳定等级制。这是有学术精神的思考方式,给后代儒家学者提供了主要研究方向。他们能发论文当官,全靠你的指导,所以你是“万代师表”。
能做到这两点,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你孔夫子也算站到门槛上了。
但是,历史比你想象的还复杂。如果说之前称霸的管仲和晋国在第一层,你到了第二层,上面还有更实际的第三层。你想给“士”阶层培养意识形态去改变世界,就必须讲清楚“士”阶层的经济基础,让他们知道自己从哪来,往哪里去,否则儒家理论就没头没尾。当然这也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必须超越你所在的时代,往前往后各分析几百年,儒家理论才能构造完整。
孔子时代的中国秩序,来自5百年前的武王伐纣。周朝裹挟西部的军事民族从山区冲出来,想控制东部黄淮海大平原。联军主力打败商朝之后,周王给直系大宗族分配了最肥沃的核心土地,建立了新的统治基地洛阳城。然后周王派遣自己的亲戚和有功劳的附庸,每家分配一批青铜金属储备,加上一组商朝投降的技术团队,各自去抢占领土。征服者按照周王指定的大致方位,找一个靠丘陵也靠水的地方建立城市,加上周围的土地就是一个城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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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征服团队规模比较小,多数封国长期只有一个主要城市,周围的主要路口布置几个小城邑,规模上只能算是一个哨所。早期的征服团队基本上住在核心城市,高层是诸侯卿大夫,下层是士阶层。跟着一起来的商朝人口,根据贡献大小,也能分到中下层贵族的地位,以上这些贵族阶层都算国人。
城里的建筑,除了宫殿住宅,就是仓库,还有手工业作坊,其中核心技术是青铜冶炼。繁体的“國”字,就是一个人拿着青铜武器守卫城市。当时的人说“国”的时候,一般默认是这座核心城市,周围的土地只是核心城市的附属品。
各国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土著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国人”,而且也进入了农业时代。周王派出的征服者把土著称为“野人”,但这个野字是郊野的野,不是荒野的野,管理土著,不能像管野兽,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让他们承认被统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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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对金属的垄断。从暴力角度说,土著的工具主要是木头和石头,打不过青铜武器,不得不服从城里的国人武士。从经济角度说,木器很容易损坏磨钝,无论是修理还是做一把新的,都是用金属刀具效率最高。“野人”和“国人”合作,不仅是受压迫,也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甚至可能彼此都有好处。
最后形成的平衡是井田制,土著“野人”住在自己的村子里,要求国人提供保护、修理工具,甚至下发一些简单的金属工具。到了秋天,国人按照固定比例,一般是九到十分之一,挑选一部分“野人”耕地,上面的收获是自己统治的回报。
当时中国唯一能大规模冶炼的金属是铜,中原地区缺乏浅层铜矿,土著农民自己没法生产铜器,只有掌握马车的贵族才能从远处运输铜原料。但纯铜又太软,必须加入比例很高的铅和锡,形成青铜合金才能做工具。所以单个诸侯国很难完成青铜生产,必须和分布全国的贵族城邦搞好关系,互通有无,才能稳定统治本地的土著。周王在各个城邦之间协调物资,还控制了几条通往南方的商路,仓库里存着“九鼎”做战略储备,各路诸侯讨好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造反。所以周公能自上而下地设计周礼体系。
在青铜时代,诸侯国之间没有清晰的国界概念。因为诸侯国都是核心城市加上周边农业区。边界由交通半径决定,远到一定程度,城市驻军控制不到,把粮食运回来的成本可能会比粮食还贵,再肥沃也没有价值。如果某个诸侯和周王关系好,分到了交通便利的平原,直属的武士多,边界可能在城门外几十公里;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出城10公里就要注意安全了。
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礼记》有粗略的概括,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西周有名的封国不到100,分散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理论上的总占地面积相当于现在1200个东部县。但看实际控制范围,其中最大的几个诸侯,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级市,普通诸侯开始只有一个大乡镇,彼此之间必然有大片的土地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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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也不是无人区,有居民也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只是对于征服者来说没有经济价值。如果是丘陵地带,灌溉不方便,战车进不去,那就更是放任自流了。周天子最强盛的时候,都不想管洛阳城外的山地部落,其他诸侯更不会在乎。
这给周朝前期早期的中原文明带来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边疆”。稳定生活的时候,边疆是威胁,随时可能冒出蛮族部落,迫使诸侯找周天子救命。等到“国人”后代太多,人均土地不够,边疆又是发展空间,可以派遣多出来的人口向外征服,扩大统治半径。
所以西周时代分封体系非常稳定。大贵族在城里住着统治国家,嫡系后代继承地位,多出来的后代逐步降级,减少资源消耗。从卿大夫一直降到普通的“士”,地位就不能往下降了,必须去边疆开拓新的土地。成功的话,“士”可以得到边界上的封邑,甚至变成新的大夫。失败的话,过剩的“士”就会死在边疆,不影响人均资源,也不影响上面大贵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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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孔子向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代。靠“青铜”和“边疆”两个条件维持周礼体系。如果孔子早生三四百年,他开私家学校一定招不到人,而他本人也不会有开学校的想法。
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青铜”和“边疆”两个基本条件都消失了。
首先,炼铁技术开始扩散,逐渐取代了青铜的工具地位。铁矿的分布要比铜矿更广泛,而且铁器不需要和其他金属混合,掺进一定量的碳就有强度,是比青铜更廉价的材料。如果非常缺金属,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就能炼铁,每个村子都可以养一个铁匠铺。孔子出生之前100多年,管仲已经在试着让国家垄断铁器生产,这说明炼铁技术的扩散已经不可阻挡,只有用暴力才能暂时阻止各地自己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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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炉挖了周礼等级制的根基,因为诸侯不靠周王也能在本国生产金属,“野人”不靠国人也能完成高效的农业生产。贵族要想维护过去的统治,只能靠之前积累的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但这一点优势也很快守不住了,因为“边疆”逐渐消失,消灭了“士”的上升空间,在统治集团内部制造了混乱。
早期的铁匠并不知道怎样炼钢,铁器的总体质量不如青铜,只能替代一部分青铜农具,不适合做武器。所以铁器刚刚开始扩散的时候,各国的贵族并不恐慌,反而很高兴节约了青铜,可以武装更多的“士”,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把边界往外推。这导致诸侯国规模快速膨胀,从纵横几十里发展到纵横几百里。到孔子出生的时候,中原已经没什么无主土地了,各国的边界贴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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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无主的边疆,扩张就会停滞。同时贵族阶层的生育率还是明显高于普通农民,这些新增的年轻国人,身份上属于“士”,人均收入越来越少,经济地位相对祖先下降,急需一条出路。如果有某个上层贵族给他们许诺一份好工作,比如说去换一个国君,或者吞并某个周天子的远亲小国,他们一定乐意去,甚至乐意拉着城外的“野人”一起去。这就是前面说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时代进入了孔子最害怕的“礼崩乐坏”状态。
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孔子的机会。因为年轻的士大夫受过一定的官学教育,也想以文明人的方式解决问题,不甘心这样杀来杀去,替别人卖命。年轻人听说孔子开了私学,要重建等级秩序,要让他们像祖先一样,活得有尊严,有体面,就会争着来入学。孔子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寄托理想的可能性,他们在孔子这里听到了一套为“士”阶层定做的理论,两方面相互成就,但彼此都没有完全看透自己的时代。
前面的内容,是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分析孔子之前的几百年历史。让孔子知道他培养的“士”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热爱的周礼从哪里来。如果真的是马克思和孔子对话,我确信马克思也会做出类似的分析,孔子也起码能听进去一半,因为这是他的家族刚刚经历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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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说孔子理论的第二个缺口,这些“士”要到哪里去?他热爱的周礼世界将来会怎样?
前面马克思已经把第一个问题分析清楚了。所以这第二个问题也就不难回答——周礼体系必然会解体,孔子越是教导“士”阶层维护周礼,这些年轻人建立新制度的速度就越快,因为他们急着当新社会的统治阶级。
至于说新的制度是什么样子,不用翻后面的历史,分析孔子这些学生的出身和诉求,就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大致推算出来。
首先,之前的城邦国家,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在铁农具扩散之后已经很难维持了。等到钢铁出现,取代了青铜兵器,城邦文明一定会崩溃,让位给一个分布更广泛的新文明。未来的中国统治阶层,主体应该会住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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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过去地广人稀,是金属工具不足的结果。铁器一出现,各诸侯国就开发了彼此之间的空地。将来无论边界怎么变动,中国最稀缺的经济要素也不会是钢铁,一般来说也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分散到农村的新统治阶层,肯定会就近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也就是地产,他们在经济上的身份是地主。
第三,孔子开私学、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明文明地区已经连成一片,商品和知识可以自由流通。以后生活在乡村的精英,不会像城邦贵族那样,只关心本地的问题。他们有能力吸取外地的知识,像孔子的学生一样读书、练武,也必然像孔子的学生一样,产生影响整个国家的野心。
所以,未来任何稳定的全国性政权,都必须建立一套稳定的制度,让这些农村出身的精英子弟有上升空间,把野心用到体制内。练武的,可以去边疆参军;读书的,可以参加官方考试。无论是从军立功,还是考试成绩好,都必须得到相应的地位。进一步说,如果国家希望提供持续的上升空间,就不能让之前的精英地位太稳固。诸侯的后代是诸侯,大夫的后代是大夫,那个时代永远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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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象孔子听到这些言论的感受。他会说,你讲的有道理,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传播儒家思想,让弟子学习礼,是希望未来的统治集团像周朝早期那样团结,像周公时代那样相互依赖,像我的祖辈一样聚集在城邦,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马克思你预言的那个未来,统治精英分散居住,彼此之间是半陌生人,又都不安于自己的位置,都想靠自己的才能改变等级秩序,那岂不是人人都有野心,人人都有怨气。怨气累积多了,这些人恐怕是连天子都敢杀,这天下几百年就得乱一次!
马克思不会笑孔子愚蠢,而是会夸孔子有智慧,说你的恐惧,不是你个人的恐惧,而是历史局限性的恐惧。每一代文明,都有自己对应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从稀缺的青铜,变成廉价的铁器,意识形态必然会变。你作为上一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上一代的意识形态,不理解下一代文明很正常,我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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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丘先生,你的特殊性在于生的太早,只能参考一次农业文明兴起的历史,就是你眼前即将灭亡的中国青铜贵族文明。所以你误以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文明模式,对周礼体系产生了额外的敬畏感。但从全世界来看,独立发展的青铜文明,起码有五六个,他们都会被十几种更复杂的铁器文明取代。
所以,你是不是喜欢即将到来的世界,并不重要。你自己也看到了,一旦边界外的空白土地都被占满,贵族阶层的团结也就消失了;一旦垄断的金属贸易结束,贵族国家的统治成本就会失控,这是任何人都扭转不了的事实。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你学校里培养的年轻人会逐步摧毁你热爱的周礼体系;他们的学生会创造你未必喜欢的新社会,还会说这都是孔夫子的安排。我们都是历史趋势的一部分。
但是不管你身上有多少历史局限性,我马克思都很欣赏你参与历史的方式——就是在时代交替的时候,找到最期待变化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知识和思想,让他们去建设一个新时代。很高兴和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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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我设想的马克思和孔子第一场对话,马克思说得多,孔子说的少,倒像是马克思当了孔子的学生。但这也很正常,自古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老人给年轻人传授人生经验,原因是老人经历的事情多。在历史问题上,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活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孔子是公元前的人,只熟悉青铜时代的文化,看了一眼铁器时代的序幕,马克思才是见识更多,经历更丰富的人,当然有资格给孔子谈历史规律。
明天是周三,睡前消息会破例加更一期,我会按照今天的叙事方式,继续设想马克思和孔子的另外两种思想对话。欢迎各位收看。
666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持续更新,视频的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人间”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