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89】彩票没信誉，根源在公证
大家好，2023年5月1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58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在中国，彩票中大奖已经不会引发舆论场关注了，每次彩票话题上新闻，几乎都是和彩票的公平性有关。
4月12日，福建地方体彩“31选7”开奖，第四号圆球停在斜坡顶部，没有落到奖号队列。同时，四号圆球还挡住了后面的三个圆球，都没有下落，似乎是某个圆球和其他球的材质不同。
虽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异常现象，但是彩票开奖继续进行，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记者上门询问，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回答说，发生了小概率事件，原因可能是天气。
工作人员还表示，开奖过程有公证人员监督，只有公证员能接触彩球，而且会对彩球进行称重、外观检验，所以开奖结果有效。
督工，你怎么评价彩票中心的解释？
彩票是否作假，必须由司法机关认定。彩票中心的人当然可以无视摇号的异常，甚至可以选择不公开摇号过程，但其他人也可以按自己的逻辑质疑彩票中心的信誉，放弃购买彩票。在司法机关给出结论之前，只要彩票还是自愿购买，不是强制摊派，彩票中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但彩票中心宣称有公证人员在场监督，性质就不一样了。因为从管理体系看，中国的公证机构都是司法局管理的事业单位，带着国家信誉提供认证服务，有义务积极保护国家信誉。请静静帮我读一下公证法。
公证法第二条：公证机构是国家的司法证明机构，依法行使国家公证权。
公证法第二十五条：公证机构办理招标投标、开奖、拍卖等公证事项，承办公证员应当亲临现场监督，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审查核实。
在地下赌场，摇号发牌出现明显的异常，必然要叫停核实，否则赌场就开不下去。彩票是国家专营的博彩业，在场的公证员当然更有义务检验摇奖的随机性。如果无法当场解除公众疑问，可以封存现场设备，聘请技术机构来检查，排除作弊之后才能承认开奖的随机性。
但我们都看到了，公证人在现场装瞎装聋，既不去检验，也不做解释，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最后还例行公事，确认了开奖的公正性，这比彩票中心自说自话严重多了。
彩票中心用例行公事的公证员来证明彩票的随机性，这是法律规定的吗？
是彩票中心自己决定雇佣的。我来读一下《彩票管理条例》。
第五条：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彩票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彩票开奖活动的监督，确保彩票开奖的公开、公正。
中国没有彩票法，直接由国务院写一份条例，把博彩专营权给了彩票中心，就像让烟草公司拥有专营权一样，主要目的是赚钱减轻财政压力，而不是发展经济。所以政府希望彩票行业低调发展，主要靠内部监督来控制纪律，并没有强求其他机构从外部监督。
但是，彩票中心一旦成立，就有上级赋予的业务压力，需要多卖彩票。在21世纪的社会环境下，普通人明显不太相信自我监督这回事，对于允许匿名领奖的彩票更是保持怀疑。所以彩票中心必须主动增强自己的公信力，才能多卖彩票。这就是各地彩票中心不约而同，聘请公证员到现场的原因。
但是，从现实操作来看，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公证员必须到场，是彩票中心主动花钱购买公证服务，很多公证人员把现场监督看做拿钱办事，是配合甲方彩票中心工作。只要出钱的彩票中心自己不认为有问题，公证人员也不会主动找事，更不会给自己的领导添麻烦。所以就算出了事故，公证员也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把写好的公证书读一遍就消失。
公证人员主动接受彩票中心的立场，在历史上有没有制造过问题？
很多，而且比这次卡球事件严重多了。请你帮我读一下湖南省体育局2004年的文件：
年初伊始，彩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全国足彩销售集体大滑坡，体育彩票市场份额急剧下降，加之突如其来的震惊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苏昆山彩票事件”引发了全国即开型彩票停售的被动局面，使得全国体育彩票的销售形势异常严峻。
2003年中国体育彩票卖了200亿，到了2004年只有150亿，所以各地体育局都恐慌了。我来介绍一下文件提到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
2004年3月，17岁的陕西农民刘亮路过体彩中心，买了一张10元即买型彩票，意外中大奖，奖励是价值48万元的宝马轿车和12万现金。
刘亮兑奖的时候，体彩中心说彩票是伪造的，不能发奖，还吓唬他要追究刑事责任。2004互联网自媒体不发达，一个普通农村小伙子没有别的办法申冤，爬到了广告牌上发表抗议。
好在当时传统媒体还可以发挥一定的监督效果，甚至还可以质疑本地公共部门的行为。西安华商报记者很快赶到现场，同时采访了彩票中心和刘亮，做了整版报道。
报道发布之后，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对着华商报记者破口大骂，说你们是弱智，彩票这么可靠的东西，也敢质疑。体彩中心也以单位名义出具了证明，说刘亮手里的彩票是涂改过的，公开造假。
但华商报坚持要检验各方面的证据，尤其是要监督整个彩票发行流程，最终暴露了一个神奇的现象。不只是刘亮抽到的汽车和大奖没人认领，另外3个大奖也没人认领，车一直停在彩票中心。到了4月份，中央媒体介入，陕西体彩中心的漏洞越来越多。
最后法院认定，造假的人是体育彩票中心的承销商杨永明，省、市体彩中心从上到下都收了他的贿赂。不过体彩中心的人并不知道杨永明敢干这么大，敢内定所有大奖，让自己人提前拿到中奖彩票，拿假身份证来兑奖。媒体关注之后，同伙不敢来了，所以宝马轿车送不出去。
刘亮这张彩票，本来也是内定给自己人的，但操作者不小心弄错了，放到了公共奖池。杨永明贪心过头，连这一个本来可以保护自己的大奖都不肯放出去，强行宣布是假彩票，没想到先遇到了不信邪的刘亮，又遇到敢于对同城单位下手的华商报，这才暴露了造假行为。
事后查明，从2000年到2004年，西安市卖了7次即开型体育彩票，全部由杨永明主持。如果不是第七次操作失误，杨永明和陕西体彩的干部完全可能一路骗到退休。
这七次彩票发售，每一次都有公证人员在场，承认杨永明的公正性。第七次刘亮提出质疑的时候，也没有公证人员现场调查。可以说，西安公证系统就是彩票腐败的同伙。
这个定性不是我说的，而是当年焦点访谈的结论。西安宝马彩票事件暴露之后，焦点访谈做了多次报道，而且让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发言机会。在早期的节目，西安市的体彩中心主任还对焦点访谈说，刘亮就是造假，应该早点自首，没想到最后自己进监狱了。
宝马彩票案定性之后，焦点访谈继续深挖，其中一期的主题是“公证为何不公”。
焦点访谈记者发现，另外三个中奖的杨永明同伙，现场登记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都是假的，其中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中甚至少了一位数字。哪怕公证员稍微关心一下领奖程序，也能发现不对劲。这里我们就直接引述焦点访谈的评价了：
“从公证员董萍在抽奖现场的整个行为看，她似乎对自己所看到的都进行了监督，而实际上从二次抽奖人的资格审查到中奖单的保管，最重要的几个环节她都没有按照公证工作的程序去做，公证监督的作用几乎等于零。正是由于公证员的过错，才导致公证结果的不真实、不合法。在杨永明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公证成了他欺骗的一个道具。”
记者发现，腐败不仅仅是一个西安公证处的问题。杨永明被证实犯罪之后，焦点访谈又跟进调查了杨永明之前承销彩票业务的地方，发现所有的地方都是公证处陪着体彩中心一起制造假领奖。
比如说：
杨永明参与了榆林市所辖的定边、绥德、靖边、横山四县即开型体育彩票的大奖兑奖，因此，记者对5名中得特A级大奖的获奖者进行了调查。获奖者的名字有白玉亭、王强、李强、高明、高强。记者来到5名中奖者公证登记的驻地进行了核实。
公证登记的白玉亭是绥德县城关镇人，经反复查找，全镇971个居民中，没有一个叫白玉亭的人，记者来到城关镇政府，询问是否听说曾有本镇居民中过奇瑞轿车，得到的答复全都是否定的；
另一名中奖者是横山县高镇李家洼村的李强，村里确有李强其人，但李强本人从没有买过彩票；
高强是靖边县青阳岔乡黄家湾村的，记者又来到青阳岔派出所，所里的民警将黄家湾7个自然村的户籍挡案全部搬了出来，结果也没有查出高强这个人；
在紧邻宁夏的定边县安边镇，还有一个特A奖中奖者高明，当地派出所的档案显示，安边镇共有四人名叫高明。其中一人年仅5岁，不具备领奖资格，另一名经民警电话联系后确认未曾中奖，剩下的两个高明，经记者走访中奖情况也纯属子虚乌有。
接下来记者又来到绥德县四十铺乡，寻找中奖者王强。但就在这时，记者得知绥德县公证处为王强做公证的公证员也在查找，究竟是哪个王强获得了特A大奖。连公证处都搞不清楚的公证，中奖者王强的真实性可想而知。
记者了解到，在这些即开型体育彩票抽奖过程中，对体彩发行负有监管责任的榆林市体彩管理站和各县公证处依然存在着严重失职行为。
在陕西之外，彩票公证人也经常扮演一台录音机。比如说，2016年1月21日，福彩3D开奖，主持人读错了开奖号码，现场的两位公证人也能看到真正的开奖号码，但既没有叫停，也没有纠正，而是继续宣读公证书，表示开奖结果真实有效。这说明公证员在现场既不长眼睛，也没带耳朵，只带了一张会复读的嘴。
还是2016年，8月28日，福利彩票第100期开奖。摇奖结束以后，两位公证员出来发言，屏幕上显示的公证员名字，和公证员自报的名字完全不符，但公证程序还是照常进行。如果当时有直播网站，弹幕数量恐怕会直接炸掉服务器。
事后调查证明，公证员的身份是真实的，是福彩中心搞错了名字，但事故无意中透露了公证员的地位。在彩票中心看来，公证机构的身份非常低下，地位甚至不如看门的保安、维护演播厅的电工。起码保安和电工还需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公证员纯粹是花钱租来的背景板，到了现场就算完成任务，连人来错了都不要紧。
只要公证处对自己这种地位无动于衷，彩票作弊就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说福建体育彩票卡球事件，重点不在于抽奖机出问题，而是在场的公证员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彩票是国家专营业务，可能是公证员觉得天生就比其他行业可靠，自己的作用不大。而且彩票频繁开奖，每一期公证员都要到场工作，很容易产生对工作的厌倦，所以例行公事忽略职责。
在彩票行业之外，中国公证员的表现怎么样？
也没有更好的表现，最近几年，利用公证处洗白犯罪，已经形成产业链了。
比如，在几年前，大城市里流行以房养老骗局，骗子公司借用“以房养老”的名义，向有房的老人承诺，抵押房子三个月，就能获得每个月超过10%的高额利息。老人被口头承诺误导，以为自己签的是“以房养老”项目合同，实际上是以房屋作抵押，向别人借高利贷，把房屋抵押给债主。自己拿到的利息，其实是自己廉价卖房的钱。
在骗局中，骗子往往与当地公证人勾结，哄骗老人签下各种未告知后果的公证委托书，承认欠了债务，然后再把债务和委托书作为合法依据，把房产强制过户。
2017年7月，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他们为何遭遇以房养老骗局》，曝光了北京市公证处配合犯罪产业链的行为。一个月后，司法部印发通知，禁止公证处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不能在公证书中设定委托不可撤销、受托人代为收取售房款等内容，尤其不得办理一次性授权全部重要事项的委托公证。
这显然是强行限制公证处业务范围，导致一部分商人没法靠自己的房产融资，但也反映出公证处参与诈骗的问题有多大。宁可损失效率，也要打断犯罪产业链。
对公证处信誉最好的评价来自人民群众，有学者统计过，从1991年到202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22%，企业数量增长了几倍，经济增长了几十倍，但是公证数量基本没变，三十年来都是每年1200万件左右。
如果我们把公证处看做出售信誉的国企，可以说国家交给公证处的信誉在不断贬值，制造了明显的国有资产流失。
如果我们把公证处看做一个服务机构，可以说，中国的公证处完全“缺席”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被最需要确认交易可靠性的企业忽略了。
当代的公证行业，是改革开放之后，根据企业和人民的需求，重新建立起来的。企业和群众都看不起公证处提供的服务，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制度设计问题。
80年代初，中国建立公证制度的时候，选择了政府担保的欧洲大陆强势公证体系；但后续对公证机构的管理模式，客观上类似于美国的自由竞争弱势公证体系。结果，公证机构拿着国家认证的信誉，争着贱卖给愿意出钱的人，反正卖到的钱是自己单位的，损失的信誉是国家的，至少也是所有公证处一起承担。所以我们的公证体系同时享受了两大公证体系的缺点，属于社会的阑尾。
具体来说，德国是典型的大陆公证制度，注重法律规范，认为公证机关是国家行政机构，公证人属于国家公务员，由司法机关、公证人协会和法院三方面共同监督。
大陆公证制度的优点是公证有国家信用支持，要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确认，效力强，在法律纠纷当中可以成为决定性证据。但缺点是执行僵硬死板，效率低，不适应复杂经济交易。
英美公证制度，尤其是美国公证制度，基础是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全国根本没有统一的公证制度，相关法律由各州自己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公证人都是兼职，甚至可以随便找个身份确定的人帮自己做公证。实际使用证据的时候，由法院来判断具体公证文件的可靠性。这实际上把公证权利交给了市场，优质公证机构如果能长期谨慎作证，不出纰漏，就会提升自己的信誉，获得更多、更大的业务。
中国公证制度属于大陆公证体系，1956年初，司法部参照苏联模式。在人口30万以上的城市设立公证处，由司法机关直接管辖。1982年重新普及公证处，还是各地司法局来管。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
这显然是用政府信誉来担保公证的可靠性。
但是，从2000年开始，公证人员逐步被排除在公务员体系之外。2010年机构改革，公证机构变为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2017年，公证处一律改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虽然公证处的行政地位和监管力度不断下降，但它始终垄断着公证权力，也能无条件使用政府授予的信誉资产。这样的企业一旦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就会意识到，刷到的业绩是自己的，损失的名誉是国家的，至少是全国公证处一起分担损失。所以，公证员很容易滥用垄断权力，给单位赚钱，给自己刷业绩。
为了扩大业务量，各地公证处的创意超越了保险公司，搞出了处女公证、整容公证、爱情公证，甚至可以把活人公证为死人。到了21世纪，除了彩票中心，最喜欢研究公证业务的企业，往往是从一开始就想诈骗，想逃债的皮包公司。搞金融诈骗的人，最喜欢利用公证处转移财产所有权，逃避债务。在司法部特意禁止之前，有些公证文件还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像前面提到过的“以房养老”骗局，就是公证处在创收压力下的必然结果。
当然，理论上说，《公证法》可以制约这些违规行为。从经济责任看，公证法第41条，第42条规定公证员个人罚款最高5万，公证处罚款最高十万，主要赔偿责任在第43条，请静静帮我读一下：
第四十三条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实际执行法律的时候，因为公证处本身的“出身”是司法系统，和法院关系很深，第43条很少能落实。虽然每年都有一大批公证处造假，制造巨大损失的新闻，但我搜索现实中公证处为自己失职做赔偿的新闻，追溯到20世纪，也就是个位数案例。
案例少，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公证处基本不为假公证做赔偿；或者是赔偿了也不会公开承认。不赔偿，当然是盗窃社会财产；不承认，是让普通群众无法判断公证处的经营状态，既搞不清公证处的信誉，也搞不清公证处的赔偿能力。所以中国的公证信誉始终提不起来。
看公开的典型案例，西安宝马彩票事件，在20年前就干掉了全国上百亿彩票销售额。为此，彩票中心的好几个负责人要进监狱坐牢十几年。但是对公证单位的处罚，只是具体公证员董萍吊销从业证书，判二缓二，实际代价只是丢工作而已。
再上面的领导，区一级的公证处主任停职检查，区一级的司法局长留职检查，整个陕西公证体系和骗子勾结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我用当时公证处主任郭岚的名字查询新闻，2021年的西安新城区司法局还有一个同名的公证员，看年龄也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前面提到的以房养老骗局，根据司法部公开通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对不真实的事项开具公证书，导致一批当事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房产被买卖或者抵押。最后的处罚是，几个具体负责的公证员，比如李铁林、王纯判刑三到五年，公证处主任免职，单位罚款2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考虑到北京房价，这种处罚根本吓不住想骗房子的公证员，群众也不相信公证员造假就会倾家荡产，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寻求公证服务的人越来越少，几十年的绝对数量没什么增长。
督工你认为公证机构应该改革，才能提升公信力呢？
第500期节目的标题是《划清一条线，解析新中国》，当时我用一张图说明了我的基本方法论。公平和效率可以同时追求，但必须划清一条清晰的边界，让具体政策、具体的机构知道自己在线的哪一边。这样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把问题清晰地暴露出来，让全社会考虑解决问题的代价，决定是不是要解决问题。
公证处的问题也一样，我们当前的问题是，想要大陆公证体系的权威性，又想学英美公证体系省钱，让公证处自收自支。这是典型的“既要、又要”，划不出清晰的边界。理想状态下，混合体制可以占两边的好处，但现实是中国同时承受了两种体系的缺点。
所以，改革首先要明确公证处的地位。
如果还承认公证处是政府服务的一部分，就应该严格监管，变成司法局的行政下属。反正各级司法局现在没什么具体业务，监狱业务也是独立出去的，让他们直接去搞具体公证业务监管，甚至未必要增加人手。
如果我们希望公证处能提供灵活的服务，适应每一个经济发展新案例，就应该直接废除事业单位的身份，开放公证权利，不让任何公证处拥有专营权。这样每个公证单位都没有国家信誉，必须经营自己的市场形象，胡作非为就接不到生意，甚至会因为赔偿倒闭。优胜劣汰之下，总会出现一批能被社会公认的权威公证机构。
就国家历次改革的方向来看，国家是希望下放公证权力的，也就是向英美公证体系靠拢。这一点倒是适应了社会需求，因为中美在经济发展方面比较像，都是每隔几年要创造一个新行业，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模式。如果中国完全套用欧洲的大陆公证体系，所有公证业务都必须由公务员操作，都必须套用成熟的先例，公证业务会跟不上社会的需求。所以最可行的改革方向，可能是把现有公证机构赶出事业单位体系，都作为企业完全接受市场检验。
在企业体系下，如果一定要坚持混合式的公证制度，倒也可以保留一定的国立公证企业，和民营公证企业一起接受市场竞争。这些国立公证企业可以用超越公务员的收入来高薪养廉，但也必须有严厉的处罚作为约束。
刑法114、115条规定，“决水罪”如果导致重大公私财产损失，起点判刑十年，上限可以判死刑。国家公证员作弊，也是在国家信誉这条水坝上挖了缺口，损失远远大于缺口本身漏的水。完全可以参照“决水罪”来处理。
从本质上说，公证机关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是监督服务和怀疑精神，如果公证企业内部都做不到彼此监督，彼此怀疑，就不可能给外部提供合格的无形产品。所以，国立公证机构如果发现作弊，不能只处理具体操作的公证员，同单位的同事也得连坐，开除编制，分担经济责任。这样才能让每个国家公证员时刻盯着自己的同事，随时为了保住自己的优越待遇，把同事卖给检察院。
公证制度当前的问题，折射了整个国家的类似矛盾。理论上说，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在人事和财政上没有独立性，但实际上国家太大了，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分权。所以，地方干部经常会学习公证处，需要权威的时候就自称代表国家；做具体决策的时候，又经常廉价卖掉国家的信誉，减轻局部工作压力。
去年6月份第450期节目的标题是《历史会记住郑州红码事件》，当时整个国家还处于严密的防疫状态，主流共识是一旦放开，病毒就会立刻摧毁生命了经济。所以必须用健康码来控制人口流动。
但客观上，健康码信息是各地自己控制的，所以郑州市干部为了减轻局部维稳压力，把给没有感染的公民信息改成红码。这和在彩票中心装瞎的公证员一样，都是卖国家信誉，换取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450期节目我分析了健康码体系的维护成本：
健康码最大的成本，不是程序员的工作，也不是服务器的租金，这点钱最多几十亿上百亿，相对疫情的规模来说不值一提。但是，为了给健康码提供可靠性。，十几亿中国人暂停上班，不探亲，不购物，不看病，学生也损失了学习效率，最保守的估计，每人付出的潜在损失也要超过1000元。所以健康码的信誉是一份昂贵的全民资产，价值至少上万亿人民币。
现在回头看去年6月的郑州红码事件，当事人给上万亿的国家无形资产造成了损害，只有几个中层干部受行政处分，连一个坐牢的都没有。从这一刻起，基于健康码的防疫体系就注定不可持续了。既然修改感染信息不会受到严重处罚，无论疫情怎么发展，严密的防疫隔离政策都必然会在几个月之内失效。
到了2022年底，全国防疫体系在几周之内解体，直接的爆发点果然是10月份的郑州富士康园区。几万工人因为信息不透明产生恐慌，冲破封锁，沿着高速公路步行回家，直接导致所有中原省份的防疫隔离政策作废。
从彩票相关案件看，如果我们不希望公证体系以类似的方式全面崩塌，如果我们希望未来更复杂的经济体系能得到公证体系的服务，眼下就必须改革公证制度，让公证单位拥有明确的社会定位。最起码，所有国家公证员都必须知道贱卖国家信誉要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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