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76】新冠保险不赔钱 香港内地是一家
大家好，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57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全民防疫的2022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余波还在影响2023年。银保监会网站统计信息显示，2023年春节过后，二月、三月每个月的留言数量，放到去年都是全年冠军。
2月16号，中国消费者协会汇总2022年度全国受理投诉情况，点名批评的重点问题之一，就是“新冠”保险套路多。督工你自己来读消费者协会的原文：
不少消费者反映随着感染人数的激增，在理赔时遭遇各种“高门槛”。
一是宣传容易赔付难。一些保险公司为吸引消费者投保，宣称核酸阳性即可赔付，消费者实际感染后又设置苛刻条件，如要求提供CT检测报告和医生确诊通知书等才能理赔。
二是为拒赔玩“文字游戏”。部分保险公司以消费者确诊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而非“新冠肺炎”为由不予赔付。
三是逃避赔付责任。有些保险公司通过下架相关保险产品、保险理赔员失联、客服电话不通等方式故意逃避赔付责任。
与其同时，媒体报道，香港新冠保险索赔成功率达到94%。很多人说香港保险公司比大陆讲诚信，香港保险业监管更给力。
督工你怎么看待内地和香港的新冠险赔付差别？
内地保险公司在“新冠病毒险”问题上，行为的确类似于抢劫。但以普通人的道德体系来评价，香港保险公司的人品也一样败坏。大陆媒体夸香港的新冠保险赔付，不是因为香港公司真干得好，纯粹只是因为身边的保险公司做事太绝，所以期待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先看香港方面的新冠病毒保险情况，新闻源头来自TVB，而且内容完全谈不上赞美香港保险业。过去三年，香港发出了超过800万份有关新冠的保险，但至今为止，总共只赔付了5万多份。虽然香港方面的赔付率的确有94%，但前提是绝大多数投保市民知难而退，根本就不会主动要求赔付。
可以说，香港人已经很熟悉资本主义的赌博规则了，程序上玩不过就服输。而大陆居民还不太适应保险业的花样，所以不甘心白交钱，要找银保监会、找消费者协会投诉。
具体看数字，去年年初香港人口差不多740万，年末下降到733万。最后卖出了800万份新冠相关保险，很多人买了不止一份。
和全世界所有地区一样，香港政府并不清楚全民实际的新冠感染率。卫生署从2020年开始统计新冠确诊人数，有一个最保守的数字，本地累计286万病例。去年3月，上海人还不知道未来一年大起大落的时候，港大医学院院长就估计香港感染率达到了六成。现在说香港100%感染肯定是夸张了，但说80%感染，可能还是保守了。 
近六成香港人染疫（440万人），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最新研判
从这些数据来看，香港怎么也得有几百万单新冠保险赔付案例，最底限也应该接近100万。但事实是全香港只有5万多起新冠保险赔偿。
看TVB的原始报道，很容易就能理解大多香港投保者拿不到赔偿的原因——保险公司设置的赔偿门槛太高了，让普通的确诊患者根本够不到赔付条件。如果向监管机构投诉或者走司法途径，很容易就会被保险公司的律师驳回诉求。
报道举了一个例子，香港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去年接到投诉，一名香港居民通过快速测试确认自己感染，而且被卫生中心要求强制隔离。正好他买过新冠隔离险，事后拿着保单想索赔7000港元。
但是保险公司在合同里找出了细则，认为快速检测在法律和技术上都有误诊的可能性，不能100%证明感染。客户继续指出，公共卫生机构的强制隔离令可以做感染证据，保险公司又引用条款反击，说被隔离之后，客户的状态是有机会请第三方机构做确认诊断的，但自己没有主动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所以，客户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感染事实存在，保险公司就不用负赔偿责任。
投诉委员会全盘接受了保险公司的说法，驳回了客户的索赔，而且还把这个案例做为典型案例对外展示，主动堵住了有类似诉求的香港人。我相信其他香港保险公司也有类似的智慧，也有同样水平的律师，所以800万保单，做出了只赔偿5万多份的成绩。
应该承认，香港保险公司并不是事后才想起来赖账的。这些企业经历了上百年法庭公开战斗的考验，继承了欧美几百年的保险业经验，合同文本设计得很严密。提高确诊门槛的条款就直接写在保单里，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只不过保险合同一般都很长、很繁琐，只有少数专业的人能在签约前真正看完，而且完全理解细节要点。大多数香港普通市民只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和小学语文知识，就买了保险，毕竟有那么一段时间，媒体把新冠感染宣传成洪水猛兽。面对不可测的威胁，小市民总要抓住一点给自己提供安全感的东西。
随后的事实证明，全社会面感染的后果并没有想象的可怕，人们索赔的情绪动力已经小了很多。而在资本主义铁拳上百年的教育之后，香港市民养成了在大资本面前“知难而退”的习惯。800万份新冠保险卖出去，去年香港只有59次保险投诉和新冠肺炎相关。大多数普通香港市民，被保险公司客服告知“不符合理赔条件”之后，就能假装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以上是香港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看内地保险公司公然赖账的过程。
新冠疫情三年，内地保险公司卖了多少单新冠险，现在已经没有可靠数据。一般推测，累计几千万份。总量显然大于香港；但购买率显然低于香港，受害者很分散。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最新通报，去年四季度，内地涉及新冠的财产险投诉有1686件，在所有财产险投诉里占了22%。奇怪的是，人身健康险的投诉报告，完全没有提到涉及新冠的投诉数量和比例。根据常理推测，人身健康险方面的投诉数量应该才是大头。
同样根据常理判断，大多数新冠保险无法理赔的投诉，应该是今年一二季度爆发。但具体投诉数据还没出来，仅从银保监会网站留言数据看，找政府机构表达不满的大陆居民数量有明显上升，内地居民对资本的斗争精神似乎高于香港同胞。
内地居民有这么多人找监管部门投诉，保险公司是怎么做到基本不赔钱的？
从相关报道看，内地保险公司拒赔“新冠险”的基本逻辑照抄香港同行，也是把认定感染的标准抬高，高到普通人几乎无法满足程序要求。
红星新闻报道了一个典型案例，投保人有正规医院出具的新冠病毒阳性确诊单，但仍然被拒赔。保险公司声明，保险合同承诺赔偿“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肺炎”。而诊断书只能确认病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没有明确说“新冠病毒肺炎”。所以超出了赔偿范围，不能给钱。
这个案例还算好的，投保人因为证据充分，最后还是拿到了部分赔偿，其他证据稍微有瑕疵的投保人，基本上一分钱都拿不到。
现在政策一般不支持受害人联合起来，集体投诉和起诉，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单独摸索理赔经验。从媒体报道出来的案例看，如果只有自己做核酸测试的报告，没有医疗机构正式确诊单，肯定是拿不到钱的。而就算有医院确诊单，但没有CT影像证据，基本上也会被保险公司拒绝。
各位观众都经历过疫情三年，都知道封控期间按正常流程看病有多难。各位也经历过2022年底的政策大转折，都知道全民感染第一阶段的医疗挤兑压力，能在2022年12月之后拿到正式、完整确诊报告的投保人不会很多。所以保险公司就抓住这一点，全面拒绝赔偿。
香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至少拿出了明确的条款，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下是站得住脚的。大陆保险公司这样做，有类似的规则依据吗？
有。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新冠保险方面被投诉最多的企业，是众惠相互保险社，而且数量可能要超过其他公司之和。
研究这家公司的合同，我的同事发现了当初就隐秘藏下的一些地雷，是否引爆完全看保险公司的需要。
比如新冠确诊险，大多数投保人签约的时候恐怕没有注意，“惠无忧”保险产品生效，前提是在“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新冠定点救治医院”确诊。但新冠定点救治医院数量很有限。整个湖南省6600万人，122个县区级单位，只有116家定点救治医院，每个县区还轮不到一个。其中长沙市一千万人，定点救治医院只有5个。
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领域，合同约定的特殊条件高于一般默认条件。所以，普通人可能会默认所有诊断书都能证明自己感染，但众惠相互保险社只要激活这个卡死确诊医院的条款，就能把大多数想索赔的客户赶出去。
在众惠保险之外，其他保险公司也有类似操作。所以少数认真拿起法律武器的受害人，重点已经不是保险公司赖账，而是保险公司推销产品的时候，用了模糊语言，宣传宣扬“阳性即赔”“隔离即赔”，在广告法方面发动攻击。
这种弱化的索赔就算成功，也不太可能全额赔付。而新冠感染险一般来说也就一两万的总赔偿，不值得普通用户和保险公司死磕。中国没有通用的集体诉讼程序，所以几千万用户的怨气，没法团结起来让保险公司破产，也不能让领头的律师发大财，最终只能放任保险公司赖账。
借助复杂的合同、繁琐的程序、成熟的经验，香港和内地的保险公司都逃脱了新冠险的赔偿责任。普通客户只能上网抱怨，实际完全触动不了保险公司的利益，督工你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这说明内地的普通公民还没有看清保险公司的本质，对保险业赋予了不切实际的期待。
“保险”在汉语里是一个很正面的词，代表着安全、避开威胁。尤其是我小时候，中国的保险业务由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保险公司更是一幅护国安民的样子。所以买了新冠险之后，普通人看到全民感染的事实，就会默认自己能得到补偿，根据社会的主流认识就要去索赔。
但中国现在的保险公司都是商业企业，严格继承了欧美的保险业传统，我们不能用自己日常生活的想象去评价保险行业。从英文来说，保险、“insurance”的词根是“sure”——“确定”。这个词只代表你和资本达成了共识，把某件事定下来，绝对没有保护你安全的意思。
客户和资本约定的共识，在合同里写的很清楚，就是稳定的负收益。买保险不应该考虑怎么赚钱，而是用“花钱”这种可以预期的负收益，回避一些极端情况。这就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格和其他企业不一样。
一般的大公司，无论卖产品还是卖服务，都要承诺给用户带来“正收益”，所以往往怕法律纠纷影响自己的产品名声，怕企业担上店大欺客的坏名声。所以大企业在法律模糊地带往往愿意退半步，用妥协换来好名声，让幸运顾客成为榜样，吸引其他人来买自己的正收益产品。
而保险公司明明白白是出售负收益的企业，靠概率论来赚钱，绝对不希望通过保险赚钱的幸运客户成为其他客户的榜样。所以对于任何疑似“骗保”的行为，只要法律上有模糊地带，保险公司一定会抱着杀一儆百的心态，重拳出击。
现在全世界成规模的私营侦探业，基本上只靠两种客户生存，一种是离婚争财产的富裕夫妻；另一种就是要找出客户程序瑕疵，拒绝赔钱的保险公司。这两种客户有一个共同心态，就是宁可把钱给侦探公司和律师，也不让对方拿到。除了保险公司，很少有企业会抱着“损人不利己”的心态去制定经营策略。
Insurance Fraud Investigator New York | Tripi Detective Agency
Insurance Fraud Investigations - Haywood Hunt & Associates Inc.
Insurance Claims | Best Detectives in Delhi NCR, Mumbai | Sleuths India
比如说2020年南京航班延误险案，投保人占了便宜，但也的确是跟着程序才找到的漏洞，保险企业发现之后就果断报案，完全没有考虑协商解决。新闻曝光后，很多人对保险公司的做法不满，声称保险公司的强硬态度会影响未来投保意愿。但是，保险公司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它考虑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惹保险公司，不要利用模糊地带去修改保险公司的赔付概率。
这次“新冠险”大面积拒赔，再次证明，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去期待保险公司，甚至也不能用其他企业的经营策略去推测保险公司。只要有法律和规则上的模糊地带，保险公司一定会把这个模糊地带当做自己的私人领地，圈起来不许别人碰。而你如果真的去碰了，多半会发现保险公司在模糊地带埋了地雷，就算炸不倒你，也会烦死你。
这么说，内地保险公司早在设计新冠保险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确定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赚钱对吗？
不能这么说。和香港同行相比，内地的保险公司还太嫩，在设计保险合同的时候，明显高估了政策的稳定性，差点就要翻车。只是因为政府在政策急转弯的同时，又叠加了一层管理急转弯，内地的相关保险公司才靠运气避免破产。
目前内地被投诉较多的新冠险彼此很相似，参保门槛低，收费少，一般只有几十元，但承诺的赔偿很高。比如说众惠相互保险社在2022年一季度销售的“惠无忧”产品，前面我们介绍了它通过强调“新冠定点医院”诊断书逃避了赔款。但在全民感染之前，“惠无忧”保单的价格是每年59元，如果确诊最多能赔一万元，被隔离的话，每天再赔200元。
2022年初的背景是，国内疫情被基本压制，感染赔付概率很低。同时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每一个确诊案例，把疑似病例都当确诊病例看。真确诊被隔离的人，基本上都会被送到定点医院诊断。只要想拿，就一定能从定点医院拿到确诊文件。
所以，这一阶段，众惠相互保险社并没有打算通过研究确诊医院名单做到赖账，而是想借助低感染率来赚钱。只要地方政府继续执行“发现一例就封城”的政策，宁可放弃经济也维持低感染率，众惠公司应该愿意给每一个经过严密手续被隔离的确诊病人赔钱。
但是，众惠公司没想到，几个月后就有地方政府的防疫政策开始调头，再过几个月还有全国范围的政策急转弯。中国用了一年多时间嘲笑欧美的群体防疫政策，忽然自己也靠全民感染来解决问题，这个180度急转弯太快，把很多跟着政策设计产品的保险公司撂到马路中间了。
这时候，如果地方政府和定点医院坚持走原来的程序，给每个确诊病人提供完整文件，或者至少给一个政府盖章的电子版诊断书，众惠公司就算不破产，也会被索赔压得翻不起身。也许众惠公司可以赖掉一部分人的索赔。但只要有人拿着电子版文件索赔成功，就会激励其他人继续去索赔。
对于众惠公司来说，不幸中有大幸运，有关部门在政策上急转弯的同时，也希望快速扫清上一阶段政策的遗迹。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或医院连一个电子版的确诊文档也不肯出，直接无视了最后一波导致全民感染的新冠疫情。这又在管理学上甩了第二个180度急转弯，给拒赔提供了依据。180度+180度是360度，众惠公司之前基于本能设定的“定点医院”地雷有了被引爆的机会，只能说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太刺激了。
保险公司是靠概率论赚钱的。现在众惠相互保险社靠运气才能避免破产，说明他们在保险行业并不专业。这样的保险公司是怎么出现的？
在金融行业里，保险企业比较特殊。它们赚钱不一定很多，但筹集资金能力非常强，可以用未来的承诺，快速在当下筹集天文数字的资金，所以往往被资本集团当成加油站，用来支持整个集团“干大事”。2015到2017年，真实体量较小的宝能系资本企图强行控制国内地产巨头万科股份，被称为“蛇吞象”。宝能资本这条蛇敢吞大象，底气就是拥有前海人寿公司，可以筹集巨额资金，
为了给整个集团的商业战争提供弹药，当时前海人寿拼命出售一种很出名的“万能险”,销售员对回报率的承诺已经到了公然说谎的地步。在资金使用方面，万能险被做成了短期理财，什么都敢投。2016年前海人寿的保险业务半年亏了60多亿，有保险变传销的风险，最后被监管部门强行叫停了大多数业务。
现在这家推出“惠无忧”产品的众惠相互保险社，也有点像当年的前海人寿或者说宝能系资本。众惠相互保险社2017年才成立，大股东永泰能源2019年就遇到重大债务违约。有一种可能，众惠保险的实控人需要大量流动资金解除主要业务的困境，所以会利用2022年初的防疫政策，利用国内制造的新冠病毒恐惧心态，设计一款看上去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凭借销售员的夸张承诺，众惠保险的确快速回笼了一批资金，但是也背上了严重的政策风险。虽然众惠相互保险社最终凭借两个180度转弯，避免了破产，但这肯定不是保险精算师的谋划，仅仅是运气而已。
赚钱靠政策，保命靠运气，在新冠保险业务上，为什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和司法机构会站在众惠相互保险社这样的企业一边？
从普通保险客户的角度看，内地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行为，确实配合了保险公司的拖延战略。不仅是保险公司在接到索赔请求后利用各种手段拖延时间，保险客户向监管机构投诉、向法院起诉，流程也非常迟缓，很难立案。
保险公司拖延时间，是为了增加客户的时间成本，想把问题拖到消失。但监管机构和法院动作缓慢，原因除了缺人手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希望用时间冲淡矛盾。前面我们分析了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也许靠运气才逃脱了法律责任，但客观上看，合同条文和法律依据的确也支持保险公司的立场。所以，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一线人员不愿意替保险公司当坏人，不想向成千上万觉得自己受骗的投保人说“你们自己没有看清保险合同”，宁可把问题拖延下去，拖给自己的继任者最好。
过去没有互联网，每个人的怨气都只能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拖延战术可能是有效的。但现在普通客户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彼此的遭遇，拖延战术就可能制造严重问题。内地受害者宁可相信假新闻，相信香港保险公司会如数赔偿的假新闻，就是矛盾逐步汇集的一个表现。
但监管机构就算意识到矛盾积累下去可能会出大问题，也不可能以“公序良俗”为依据，要求保险公司尊重全面感染的现实，全额赔付新冠险。因为这个漏洞太大了，最后保险公司扛不住，可能还是要国家财政来填。
如果我们承认在2022年末到2023年初，内地出现了社会整体全面感染，几千万份“新冠险”的赔付总额可能达到几千亿人民币。这不仅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保险赔偿，在全球保险史上都可能仅次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保险业的冲击。很多中国保险公司会直接破产。
但破产不意味着赔偿责任消失。中国法律规定，如果某家保险企业没有能力继续履行保单，人寿保险会由监管机构指定其它保险公司接收，继续生效。非人寿保险，五万以内损失由保险保障基金全赔，五万以上也要赔偿80%到90%。
我们可以和银行存款对比一下，如果银行破产，50万以下的存款会由存款保险金支付。但50万以上的存款，只看银行剩余有多少资产，按比例赔付。就算一分不赔，也不是国家的责任。显然国家在保险业方面的责任要高于银行业。如果保险公司冒险经营业务，最后赔不出钱，程序上也找不到拒赔的道理，最后只能是国家出马收拾摊子，让每一个中国人来为保险客户出钱。
这对投保人当然是最好的保护，但政府必须因此严格限制保险公司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他们根据临时性的政策去设计高风险产品，把保险变成赌博。如果国家实在担不起这份监管责任，也可以修改保险法律，不要国家兜底，早点制造保险公司彻底破产，保单作废的案例，让后来的客户知道保险公司也有风险，不会随便和保险公司玩对赌合同。否则将来中国一定还会有类似于“新冠险”的闹剧。
当然，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也可以说，用程序赖账、用时间拖死客户，不是内地保险业独创，而是资本主义的惯例，我们只是和主流接轨而已。这话当然不错，但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带着制度优越性去收回的，不能遇到麻烦就说“香港公司做得，我也做得”，总要体现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才对。
现在设计新冠险的公司凭借运气逃过了破产，为了金融危机政府可以不要求足额赔付，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众惠相互保险社这样的公司因此赚一大笔钱。至少应该让他们把赚到的利润吐出来，捐给慈善事业。监管政策才有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子。
最后提醒观众，保险业从诞生那一天开始，提供的产品就不是“收益”，而是“稳定的负收益”。凡是把理财、医疗、偶然事故混在一起的保险产品，都是想用复杂的数学模型破坏算术直觉，让你不自觉地购买更多的负收益，给保险公司送钱。无论保险代理人怎样宣传保险的好处，普通人都不要抱着赚便宜心态去买保险，否则大概率会因此吃亏，最后还要被保险公司和监管部门一起嘲笑。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是普通人，他们的资产足够多，年龄足够大，已经不需要考虑未来收益问题了。这些富人更重视资产的稳定性，以及把足够资产传递给子孙后代的概率。所以他们会主动购买一些财务上的负收益产品，换取安全性。同时，这些富人有足够的钱聘请法律顾问，逐字逐句审查大保单的条款，避免被保险公司埋地雷炸到。他们才是需要保险理财的人。
对于普通人来说，保险真正的用途，是以明确的价格分摊明确的局部风险，缓解对生活的冲击。比如说重病、车祸这种危害限于一小部分人的偶然事故，可以用保险来应对。但如果是疫情、大通胀、社会动荡这种宏观灾难，千万不要指望商业保险能提供帮助。因为在这种危机面前，保险行业赖以生存的概率论会失效，保险公司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承担救助个人的义务。
过去几年，中国很多保险公司狂妄揣测国家的防疫政策，向普通人销售“新冠险”，无论合同条款有没有给客户埋地雷，都说明保险监管部门失职，没有承担正确管理保险产品的责任。如果中国将来再遇到类似的疫情，监管部门一定要制止保险公司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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