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570】放下GDP和考试，安吉游戏改变中国
今年年初直播的时候，有观众提问，想让你结合“安吉游戏”话题谈谈社会化抚养。当时你说不了解这个概念，后续一定会分析。
上周3月21号，教育部向全国发出声明，要求各地“警惕一些机构打着推广安吉游戏旗号开展商业性活动”。这件事已经引起教育部注意了，督工你来介绍一下吧。
在观众介绍之前，我并不了解这种教育模式，但是，作为一个40年前的儿童，作为一个父亲，我仔细研究了安吉游戏视频之后只有两个想法。一是我希望自己能生在2023年，作为儿童去参加游戏；二是中国能产生安吉游戏，说明我们的工业社会已经很有创造力了，以后一定还有更多的原创文化成就。
前面提到的文件虽然反对以商业目的推广安吉游戏，但是从2021年起，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一直在用行政力量推广，全国31个省市区都有试点，至少已经有61个安吉游戏推广实验区，覆盖177所实验幼儿园。另外，“安吉游戏”还在美国、欧洲、非洲设了15所海外实践园，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的文化标志。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回到这份教育部文件，里面有安吉游戏的官方定义：
“安吉游戏”是浙江省安吉县学前教育工作者立足本土实际，多年坚持不懈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取得的优秀实践模式。 具体来说，“安吉游戏”的核心是自主游戏，强调“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安吉游戏的玩具，是一些结构简单，彼此可以自由拼接组合的器材，比如安吉箱是带有插孔的箱子、加上木板、梯子、滚筒，并没有确定的玩法。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选择材料搭建游戏设施，自己决定游戏规则。
要理解安吉游戏和传统幼教模式的区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教学计划日程。
先看典型的国内幼儿园作息表，孩子早上八点钟入园，下午五点钟回家，一共被安排了17项内容，其中户外自主游戏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活动几乎完全被教师主导，用来落实预定的教学计划。
而安吉幼儿园的典型日程表就简单得多，时间短了一个多小时，总的项目只有6项，除了吃饭睡觉，几乎看不出教师对儿童活动的干预。 这反映了安吉游戏的教育理念。不纠结哪些时间是“游戏”，哪些时间该“学习”，而是认定幼儿园生活的核心就是孩子自主的游戏。除了安排特定积木游戏的场地和器材之外，安吉幼儿园一般还建有沙坑、水池、涂鸦墙，增加孩子创造游戏模式的机会。 在自主游戏环节，安吉游戏模式对教师的要求是“闭上嘴，管住手，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当幼儿表现出冒险和挑战行为时，老师要第一时间靠近，但并不急于干预，而是以淡定的态度保持观察，只在危险真正发生时才出手保护。就算孩子之间发生了争执，教师也不会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先看看孩子能否意识到问题，能不能自我解决，尽量避免干预。 除了保证安全，教师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手机视频记录游戏，游戏结束之后和孩子们一起总结，交流游戏体会。对于孩子们在游戏中出现的不当行为，教师会结合视频、照片，通过集体讨论引导教育，帮助孩子建立合理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这往往比当场纠正的效果要好。
另外，教师也会鼓励孩子记录游戏，把过程、结果、情绪都以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小孩子不会写字，但教师会鼓励儿童用自己能理解的符号表达自己的体验，帮助儿童们把内容转化为文字。完成的游戏绘画记录被称为“游戏故事”，收录到班级的游戏故事墙。 为了保证儿童的创造力，安吉游戏没有预先设定的课程架构，课程是在自发游戏环节中自然生成的。拍下的视频，不只是给孩子回放，全体教师都会一起研究，想办法在自主游戏中形成教学内容，在自主游戏中发现教育目标，以孩子们在游戏中表现出的能力检验教育成果。 不做游戏的时候，安吉游戏模式也尽量鼓励孩子的自发性。比如在游戏环节开始前的早间活动环节，孩子会观察动物、植物、天气，也可以在这段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绘画、做手工或者玩玩具。安吉游戏模式的幼儿园也有艺术欣赏课，孩子们听了音乐和看了美术作品之后，教师不预设结论，鼓励孩子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创作自己的作品。
其他幼儿园虽然也有类似的教学内容，但为了实现家长的期待，也为了方便管理，往往会有强烈的目的性，而且日程被不同的目标切割，孩子往往刚在一个项目上产生沉浸感，要自己发挥，就不得不转向下一个项目。安吉游戏模式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实践证明，孩子们在自身游戏权利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想做的事情远不止是游戏，他们会主动体验尝试各种学习生活，并且表现出很强的自律性。
督工你怎么评价安吉游戏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呢？
我和我的孩子都没体会过安吉游戏的幼儿园，但我了解这种游戏模式的第一时间就表达了支持。因为我童年时间一半处于放养状态；另一半时间在幼儿园、学校接受标准化的教育，对两种生活模式有比较充分的比较。
在“放养”状态下，同龄的孩子自己结成团队，探索周围的世界，继承哥哥姐姐的游戏传统，也发明自己的游戏模式。这种童年的好处是提供足够多的锻炼和心理体验，让孩子快速建立亲密的友谊，掌握社交能力，顺便就锻炼了身体，保持对外界旺盛的好奇心。坏处就是孩子会结成小团伙，相互使用暴力，破坏对方的游戏成果。体力差或者社交能力差的孩子很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产生心理问题。 另外，把孩子放养到广阔的空间，最大的问题是生命危险。孩子无所畏惧，敢于尝试他们能尝试的一切东西。我现在回忆，作为矿山工人的后代，我和同伴的玩具包括火雷管、电石、打猎用的火枪和夹子，闲置的采矿设备，还有食堂养的猪。我们的游戏模式包括翻过好几座山去抓松鼠刺猬，在山坡上放火，在山沟里截流一条小溪制造蓄水池，拿走建筑工地的材料，找个没人的地方搭建一个小房子，当然也会结成团伙相互打架。 我现在想起来这些记忆还很高兴，但是，代价就是隔一两年会有熟悉的同学死掉，断腿，或者被打破头。还有些孩子天生就比同龄人的体力差一些，在上小学前就被逐渐排斥到自发活动之外，养成了比较内向的性格。
学校式的儿童教育，优点和缺点都和放养相反：安全，有教师维持秩序，也会做一些正面的引导，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儿童被限制在很小的空间，而且缺乏自主社交，自主决定生活的机会。我现在回忆幼儿园生活，还能想起当时对自由活动时间的期待。被关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外面的活动器材闲着很浪费。 所以，看到安吉游戏这种教育模式，我的第一反应是，结合了放养和标准化教育的优点，而且基本上避免了缺点，已经很接近于理想化的幼儿园了。而安吉县发明的这些大型玩具，又明显降低了推广教育理念的成本。 安吉游戏的核心理念是自主游戏，理论上说，游戏项目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围棋、象棋、乐器、乐高积木。但要在这些项目上发挥儿童自主性，让他们自己制定规则，建立社交网络，对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很高。而户外的大型积木玩具成本很低，管理压力小，可以很迅速地让孩子加入游戏，而且不自觉地就完成了体育锻炼，形成了一定的风险意识。儿童自己设计游戏需要相互沟通，事后记录游戏需要使用符号，游戏也能锻炼语言和文字概念。所以户外游戏是这种新教育理念的标志。
现在国家怎样看待安吉游戏这种现象？ 我们再回到上周那份教育部文件的定义： “安吉游戏”是浙江省安吉县学前教育工作者立足本土实际，多年坚持不懈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取得的优秀实践模式。 教育部作为管理部门，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教学模式的新鲜感，而是教学效果。《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是2012年发布的指导性文件，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指标来考核儿童。教育部的认可说明安吉游戏模式完全遵守了统一规范，只是放弃了某天必须传授某个知识的小学式教育计划，用游戏来落实长期教育目标。
过去十几年，中国教育部一直在努力反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禁止小学进行“幼升小”考试。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要求小学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尝试从源头上解决幼儿园小学化的问题。 幼儿园去小学化，一方面是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另一方面也是适应未来社会。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主任米契尔·瑞斯尼克（Mitchel Resnick）有个听起来新奇的说法，现在的小学生长大后，三分之二会从事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但是想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三分之二的数据听起来并不夸张。
学前阶段的孩子，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大脑中的神经元突触连接不断生成又不断更新，还没有固化。所以他们一方面很难建立复杂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又很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个时候急着教书本知识，效率很低，又妨碍他们将来获取创新能力。还不如把时间用来培养好奇心，培养社交能力和锻炼身体，为2050年乃至2100年的人生做准备。安吉游戏就是落实国家战略目标的一个创造性方案。
从经济和地理位置看，安吉并不是很突出的地方。最近一次安吉出名，还是因为2月份那句“养猪不如养上海人”的旅游口号。为什么这里能出现引导全国的教育模式？
安吉游戏出在安吉，应该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能从地理空间看到一定的必然性。“养猪不如养上海人”这句话就反映了安吉的特定优势，靠近发达工业中心，可以分享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量，不用借债也有充足、稳定的公共预算，同时本地没有全力拼经济的需求。这种地区的确容易有文化创新。
具体来说，安吉县属于长三角核心区，距离上海和南京都是180公里左右，距离杭州60多公里，境内有天目山脉，最高峰1500多米。还有西苕溪，每年提供半个太湖的水量。对于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对于杭州来说，安吉县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环境管好，把水质管好，不需要发展经济。
1997年，国务院制定太湖零点行动计划，1998年，安吉关停了几十家化工厂、造纸厂、水泥厂，上级不再考核地方GDP指标。本地经济支柱除了环保、旅游之外，就是劳动力到附近的大城市工作给家乡汇款。
成年人出去了，子女留在村里需要照顾，所以在1998年，安吉县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公立幼儿园。1999年，凭借周边地区稳定的转移支付，安吉县由乡镇接管了村办幼儿园，统一发放教师工资。1999年正是国企全面破产大下岗的时代，企业办的福利性幼儿园纷纷关闭，而安吉反向改革，实现了公立幼儿园福利全面覆盖，给后来的安吉游戏提供了社会条件。
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就在“安吉游戏”向全国推广的同时，山东东营市利津县也开创了“利津游戏”模式，以体育活动为中心开展幼儿教育。虽然两种模式区别很大，但共同点是放下了升学压力，抵抗幼儿园小学化的趋势。
利津县有胜利油田，而油田是少数能抵抗住90年代末破产下岗大潮的国有企业，所以利津县和安吉县一样，在90年代到21世纪初有比较充足的财政资金，可以顺应中国的工业化潮流，建立对应的社会福利设施，给可能的文化创新提供空间。
当然，在同一时期不缺钱的地方政府有很多，最起码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至于缺钱。但是大城市阶级分化剧烈，家长对子女的期待很高，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在教育起跑线上。越是不缺钱的地方，越是要把幼儿园小学化，提前进行应试教育。所以，只有利津县、安吉县这种财政稳定的基层县级单位适合搞创新性社会试验，最终给整个中国探索了新教育模式。
另外，安吉搞幼儿教育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地玩具材料丰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本土还很缺乏大型玩具生产厂，幼儿园教师往往要自己寻找有足够强度，又足够廉价的材料制作游戏场地。正好安吉是降水充沛的南方山地，自称毛竹蓄积量1.35亿根，全国第一。在安吉游戏发明之前，本地就有几百个竹制品加工厂，安吉游戏的创始人程学琴就充分利用了本地毛竹资源和加工能力，做出了能承载儿童体重的廉价大型玩具。
利津市也有类似的优越条件，靠着胜利油田，本地还有大型石油化工厂，可以用很多剩余工业物资制作游戏场地，尤其是可以充分使用其他地区紧缺的有机材料。在安吉县用竹子制作的玩具，到了利津县往往就变成了pvc管。在中国各城市最高档的小区才能配少量户外大型玩具的时代，安吉和利津比其他地区更早地普及大型玩具，也是幼儿教育模式创新的重要前提。 就在安吉游戏和利津游戏模式逐步形成的时候，智能手机逐渐普及，每个教师都能用廉价的记录孩子的游戏过程，快速检查自己的工作成果，把经验和教训都形象地分享给其他人，所以少数几个幼儿园的成功可以快速扩张到全国。 地方政府比较宽松的财政、廉价的玩具材料、快速普及的智能手机，都是安吉游戏的诞生前提。但最终创造文化产品还是要靠人。创造安吉游戏的核心团队代表是程学琴，她是一个幼教老师兼母亲，从两代人的亲身经历中找到了新思路。
刚接手工作的时候，她和很多老师精心设计了幼儿园，按照成人的思路给孩子布置生活环境和游戏空间，结果发现大多数儿童根本视而不见。后来她和女儿聊天，说到了自己没有幼儿园的童年，发现女儿很羡慕。女儿说，妈妈你们过去可以下河摸鱼、上山探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只有吃饭后那一点点时间。 程学琴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女儿在幼儿园总是要尽快吃完饭，就是想利用其他人还没吃完饭，没有老师来管她的那一点点空闲时间，按照自己的想法玩一下。反思自己之前的无效努力，程学琴觉得很可悲可笑。然后她和同事花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确立了安吉游戏模式。 程学琴的自述和我对安吉游戏的第一观感完全一致，这就是用幼儿园环境去模拟放养状态下的儿童成长模式。用最自然，最“复古”的方式引导孩子成长。
看起来安吉游戏效果很好，成本不高，将来会在中国全面推广吗？
希望能全面推广，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安吉游戏要成为主流教育模式，还有一些明显的障碍，分别来自教师、父母和管理部门。
首先是合格的幼教师资力量不够用，老师很可能会忍不住干预儿童的自主活动。
安吉的幼儿园在培训外地教师的时候发现，总有老师会忍不住提示孩子“正确”的游戏玩法。比如说，给孩子发了滚筒，就希望孩子踩着滚筒前进。而从孩子的角度来说，滚筒只是一个可以拿来玩的圆柱体而已。在掌握踩滚筒的平衡感之前，他们可能更喜欢钻进滚筒里，用身体去转动滚筒，要玩够了才会尝试新的玩法。
有的老师记录游戏故事的时候，嫌孩子的作品太简单、太潦草，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把自主创作过程扭曲成了对老师的迎合。还有的老师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玩起来”，就主动给孩子搭建游戏场景。或者发现孩子总是在重复同样的玩法，就觉得孩子没有进步，主动干预，结果打破了孩子的安全感。这样的习惯必须在培训和教学中逐渐放弃。
从实践来看，只要打破了原有的惯性，安吉游戏是可以解放老师的。免得一整天都在大声传授知识，也不会因为儿童打破规则而生气。所以当务之急是打破教师的教学惯性。
安吉游戏推广的第二个障碍来自父母。前面也提到了，安吉游戏没有诞生在上海、杭州，而是出现在应试教育竞争没那么激烈的安吉，说明父母观念也是教育的绊脚石。之前各大网站已经有很多安吉游戏的视频了，评论总是有人问：安吉游戏推行了20年，当年那些孩子们现在成长得怎么样了？意思是要拿考上名校、找到高薪工作的比例做证据，才愿意接受新的教育模式。
我倒是不反对用数据来证明新教育模式的合理性，但指标不应该是名校比例或者高薪比例，而应该是更具体的指标。比如说让不同幼教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匿名接受调查，看看每个人在工作之后有多少知心朋友，有多少次和陌生人达成合作意愿的经历，以及身体健康水平有没有差异。这些决定人生幸福水平的绝对指标，要比名校录取那些相对指标更值得参考。
英国BBC有一个纪录片，《人生七年》，用真实经历展示了家庭和早年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文化产品记录当代史，指导未来的教育改革。
前面说安吉游戏能节约教师的精力，从实践来看，安吉游戏模式也能节约父母的精力，甚至是减少父母一生的焦虑。自主游戏时间长，儿童会很快形成自主学习意识和自我安全意识，社交能力强更是一生的财富。很多人奇怪几十年前的父母能同时照顾七八个孩子，但没有意识到儿童自主进行游戏是重要原因。现在幼儿园开始重新推广自主游戏，希望父母也能积极接受。
安吉游戏最大的障碍，还是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安吉游戏本身是一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教育模式，但官僚总是会追求结果，当做肉眼可见的考核指标。结果就是安吉游戏在某些地方成了一门额外的“课程”，而且是追求技巧花样的课程。比如说，你给孩子发了滚筒只能推着玩，我的孩子已经敢站在滚筒上玩花样了。你的学生用积木建了一个房子，我的学生就要多一层。这种追求迟早会把安吉游戏变成一项竞技运动，给儿童带来伤害。
所以，教育部门在推广安吉游戏的时候，应该避免强调某个幼儿园的孩子们自己设计了复杂的游戏，建成了令人惊叹的游戏设施，而是应该把孩子的沉浸时间、脱离成人指导后的情绪变动作为主要指标。开头提到教育部那份提醒避免安吉游戏商业化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避免类似的问题。
这么说，安吉游戏教育模式最需要的不是教师、父母和管理部门多做事情，而是要管住他们的手和嘴，少做一些事情。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放手顺其自然的方式，居然会产生全世界认可的中国文化成就。2019年，安吉游戏入选世界经济论坛教育4.0框架下的全球5个重点推介教育模式，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教育模式。督工你从文化角度怎么看待安吉游戏走向世界？
我在以往的节目经常说，“传统”这种东西，往往只反映了最近几十年的生活记忆，往往还会盖住真正的历史文化。比如说，自由恋爱和夫妻小家庭养育孩子的组合，在中国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普及。90年代之前，因为农村女性没有独立收入，城市女性往往靠父辈安排工作，所谓自主婚姻只存在于法律上，大多数婚姻都是由父母决定的。
由于人口流动性差，小家庭结婚后也和父母保持密切联系，甚至保持大家庭模式的生活，孩子也往往根据年龄段混在一起，在祖父辈比较松散的看管下长大，直到能干活的年纪，才逐渐融入父母的劳动节奏。
再往前说，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儿童就不是在小家庭里成长的，在成人之前一般也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大多数时间，儿童接受整个部落的成人看护，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和同龄人一起做游戏，自然而然就能正常成长。直到80年代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这套规则还在发挥作用。
但是，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和小家庭传统，破坏了几十万年来的传统，强迫儿童在小家庭里成长，强迫儿童承担阶级上升的学习压力。所以说起家庭教育，几乎所有城市居民想到的都是自己带着一两个孩子，从衣食住行到辅导作业，再到锻炼身体、上兴趣班，都是父母的任务。所以青壮年都把养育看做沉重的负担，轻易不敢结婚生子，就算生育也只敢要一个孩子。
这就是年轻人被最近几十年的伪传统困住了，企图用小家庭完成过去大家庭的任务，用窄小的公寓房模拟过去广阔的自然空间，用小红书上推荐的家教技巧替代孩子的正常社交，结果必然是人口数量下降，质量也保不住，所有人都筋疲力尽。
从创始人程学琴的自述来看，安吉游戏最正确的一点，就是在幼教领域打破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这套伪传统，首先用科学做依据，其次吸取城市化之前的历史经验，把大多数时间留给儿童自己，让他们在同龄人社交的过程中成长。所以安吉幼儿园能做到节约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质量。我作为一个几十年前半放养的资深儿童，衷心希望安吉游戏能快速推广，而且不要在推广中变异成新的应试负担。
另外，前面我分析了安吉和利津两个地方政府的共性。安吉游戏走出中国，似乎说明，我们的地方行政系统是有很多创造性潜力的，只是平时都被不合理的经济指标压住了。适合搞经济的地方要搞经济，不适合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地方，也要求地方干部刷经济指标，冲GDP。结果就是少数地方能赚钱，大多数干部只能把创意用来借债，用来搞独山水司楼这种奇观项目。
安吉和利津，一个因为环保放弃了经济任务，一个靠着国家级油田自然就有了主导产业，所以地方政府不需要挖空心思刷GDP，反而可以把创意用到比较合理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优秀文化成果非常贫乏的21世纪，看到了安吉游戏和利津游戏教育模式。我认为，这比电影行业的《流浪地球》，比娱乐行业的《原神》更有价值。希望中国不仅要拿安吉游戏当国际文化名片，更要在国内积极推广。
这两个成功案例还说明，我们应该尽早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也区分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模式。中国2800多个县区，也许只有五六百个需要有自主的经济建设权限，其他的县区能把民生项目做好就可以了。甚至可以把这些县政府直接改名民政管理处，把经济立项权都交给中央派出机构，老老实实吃转移支付过日子。
这样改革之后，中国既少了地方债的压力，也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展示自己的创意。到时候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会出现新的文化高峰，打破当前文化领域一潭死水的不合理状态。我相信大多数地方精英都能拿出不比安吉游戏差的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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