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414】2022年，中国婴儿只比尼日利亚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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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4月3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414期睡前消息，现在我处于封控隔离状态，一个人住在办公室，只能自己用手机做一期节目，仿佛回到了2020年。将来这些视频翻出来，都是特殊时期的记忆。
2022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有一个消息很有2022特色。
3月下旬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因为新生儿不够，北京的各大医院开始取消产科，把产科医生转成妇科医生。从产科病床紧张到医院抢患者、关闭产科，中国只经历了5年时间。
文章举了北京和外地的例子。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东坝院区，原来年分娩量三五千，去年不到150。
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情况稍微好一些，2016年全年分娩量接近5800，2021年是2000出头。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只有50多个孩子出生。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有三层，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关闭一半。总的来说，全国的产科都在收缩，越是小城市、小医院，产科收缩越快。大城市的大医院还能通过相对集中，保持一些孕妇订单，但病房也明显过剩。
我们看一下这期间的出生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1年起，随着70末、80初人口高峰进入育龄，以及国家逐渐放开二胎、三胎政策，出生率有一个5年左右的小波峰。然后从2017年进入波谷，一路下滑，再也没有反弹趋势。
看新生儿数据，2011年，中国出生人口是1600万，之后连续6年增加，到2016年达到1786万人的小高峰，暂时回到了20世纪水平。然后是一路下跌，2018年之后重新回到2011年水平。2020年是1200万，去年2021年，全年只出生了1062万人。
从数据来看，2016年前后的人口出生小高峰，本身并不足以支持医院的产科大规模扩建。但是，这这个周期正好和城市化趋势重合，年轻的育龄妇女纷纷进入城市。就算留在乡村的家庭，随着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也不愿意在乡镇卫生院生孩子，至少要去县医院。所以2014年之后出现了产科不够用的趋势。一度孕妇在中型城市的三甲医院很难建档预约产房。住在城市的年轻人还能感觉身边新增人口不算少。
直到现在，城市化的趋势还在继续，但是新生人口的绝对下降掩盖不住了。去年的1062万婴儿，正好相当于1951年出生人口的一半。而1951年总人口只有5.6亿人。
不意外的话，2022年将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人口负增长，也是清朝以来，中国第二次每年出生人口少于1000万，上次是1961年。今年，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都要收缩产科了，接下来儿童医院的病床数可能也要收缩。上一期我稍微介绍了尼日利亚的社会，尼日利亚现在2亿人口，每年出生750万婴儿。如果中国社会不做出根本性变革，未来几年，中国可能会出现出生人口少于尼日利亚的情况。
中心城市的新生儿都开始下降，农村和边境地区的情况肯定更严重，很多村庄可能好几年都没有婴儿出现了。3月24日，广西人大常委会通过新版《计生条例》，规定已生育三个子女的夫妻，如果双方户籍和居住地均在边境县、市、区的，可以再生一胎。也就是说，广西边境县夫妻可生四个孩子。
但是，广西自治区也知道，仅仅靠放开指标，不足以刺激生育。真正阻碍生育的问题是教育成本。
3月28日，广西自治区印发《广西边境地区教育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边境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按100%的比例给予补助。对边境0到3公里范围内的学校，包括幼儿园，从学前教育保育费、到高中学费，全部由财政负担。
公立学校的学费不是主要的育儿成本，免费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育率问题，但是对于南方边疆省份来说，加强边境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补偿之前的历史亏损。
2003年，南风窗有一篇专题报道，标题是《边境线上的教育竞争》，今天静静不在，我自己给大家读两段。
在中缅边境的云南省陇川县，每天清晨7点，便有许多中国的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家门，跨越国境到缅甸“洋人街学校”上学。这种情形从1996到1999年越演越烈，展现了一个使人不安的趋势：农家娃上不起自己国家的学校。
13岁的学生魏正香8岁时在家乡腾冲县上了一年级，三年级时随打工的父母来到了陇川县，到拉影小学上了一个多月学后，母亲决定让她到缅甸洋人街学校去上学，因为“中国学校要交的钱太多了”，特别她户口不在陇川县，每年还要交400元的借读费。而缅甸那边每月只需要28元，每学期学费只要250元。来回两年半后，2003年3月母亲经过了解、计算后决定又把她转回拉影小学，“现在拉影小学每月只比洋人街学校贵20元了”。
这篇报道里提到的拉影小学，现在叫“拉影国门小学”，去年6月份，还能看到瑞丽边检站到小学捐赠图书的新闻。从新闻照片看，小学的情况改善不少了。
我再继续读南风窗2003年的报道。
云南省教育厅有关人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和台湾机构长期隔境资助缅方办学，免费送书、送文具、送衣被、给生活补助，把边民子女吸引过去。据了解，云南省的耿马、镇康和陇川等县都有儿童到境外上学，甚至还有边民外流外迁，从1999年10月至2001年6月，孟连、西盟和澜沧三县就有1126户，3540人举家外迁到缅甸境内。
越南政府还对其边境地区采取了免征公粮及有关税费、按人头免费供应食盐、煤油和化肥，对缺粮户无偿救济，帮助边民改善住房条件；对边民贷款不计利息；无偿资助边民发展生产，保证边境适龄儿童均能上学。
越南政府这些政策不但使本国边民得到了实惠和帮助，也对广西和云南的中国边民产生了较大影响，使一部分边民迁居越南，一些学生(主要是少数民族学生)到越南读书(他们可以享受与越南学生同样的待遇)，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边境地区少数代课教师也跑到越南任教，而其收入比在中国高出四五倍。
在云南省文山州的麻栗坡和马关等与越南交界的县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700美元，越南是500美元，缅甸是200美元，但是因为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大，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政府投入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反而是对面的好。现在加强一下边境地区的教育设施，算是亡羊补牢。
说到广西的人口问题，3月份还有一个不知道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新闻。3月20日，广西通报了“容县梁二夫妇生育15个孩子”的调查处理情况，结论是两个人在外打工的时候自由恋爱，女方还经常回娘家探亲，不存在拐卖妇女情节，安抚了徐州事件之后随时会爆炸的后续舆论。
https://news.ifeng.com/c/8E6yCurzjOM
我倒是比较相信广西的调查结论，因为这个家庭不是第一次上新闻了。自1995年开始，这对夫妇21年间生了15个孩子，2016年终于暂停。而从2016年起，这个“广西超级造人猛男”就经常上网络新闻，要是有什么黑料，早就爆出来了。
2015年，在梁家上新闻之前，他们家已经被精准扶贫，家里也很快成了网红景点。现在梁家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刚刚超过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线。我用这个家庭举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如果生孩子不会导致自己或者子女的阶级下降，中国人是会连续生孩子的，至少一部分家庭会生很多孩子。如果我们能想个办法，让多生孩子和阶层变化无关，人口就不是问题。
梁家15个孩子，已经具备一定的统计学意义了。当地政府公布过，4个已经工作，11个读书。其中幼儿园到初中7个，其他4人都是在上职业学校。可以说梁家基本没有送子女读大学的计划，而在社会劳动力逐渐紧张的年代，这些子女怎么也能找一份蓝领工作。当初梁家父母就是在建筑工地相互结识的，完全不会担心子女阶级下沉。所以他们生孩子没有任何压力，想生就生。
当然这个逻辑反过来也成立，就是在每个家庭个别抚养的条件下，多生孩子，很难靠父母的能力保证发展水平，孩子读职业学校的概率很大，会把自己的上升空间限制在简单劳动层面。只要父母稍微有点积极向上的心思，就不会选择多生。
大多数人，一旦见识到中等以上水平的生活，就不会接受自己和子女阶层下沉的可能性。哪怕社会发展水涨船高，让将来的中下层生活水平超过现在的中上层，他们也在心理上拒绝接受正常的阶层波动。所以，普通人不会选择梁家的正向逻辑，而是选择了反向逻辑，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减少阶层下降的风险。
结果就是中国社会遇到了现在的矛盾，或者是放弃阶级流动，把一部分家庭永远按在社会底层，让新增人口都出现在梁家这样的家庭。或者是允许大多数人靠努力改变社会地位，结果他们相互制造了竞争压力，根本生产不了新增人口。社会在发展中把自己锁死了，提供不了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人口。
锁死的社会没有前途，任何加强已知生育刺激的方案，都不能消除普通人对阶层下降的恐惧，所以我反复提出社会化抚养计划，要通过打破现有抚养秩序，给社会提供一个自救方案。
现代社会的父母，在知识层面，没有能力越过几十年的差距，给孩子提供新时代的教育辅导，基本没资格陪孩子写作业。而家庭辅导老师的价格是水涨船高的，社会平均工资上涨，个别辅导的价格也会上涨，逻辑上就不存在大多数人买得起家庭个别教育的可能性。今年年初，武汉一个父亲辅导作业，对孩子发火，打孩子，孩子用拿着铅笔的手挡了一下，直接导致铅笔插进脖子7厘米。我不知道这个父亲后来有没有判刑；但我知道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学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我们希望父母不用担心孩子的培养和成长，就必须由国家收更高的税，无论有没有孩子都要交，拿出来提供孩子成长的成本。学校接管全部的学习和部分监护权，父母只提供亲情，陪孩子玩就行了。如果父母连这方面的任务也不愿意承担，或者承担不好，那也无所谓，生出来交给国家，国家直接派出生活老师和心理辅导老师，接管孩子，把他培养成一个完整的成人。总之不能把孩子扔给不合格的父母，也不能让普通家庭对养育压力心存恐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把教育开支提升到GDP的20%也没什么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将来中国每年只能生产三四百万婴儿，那现在的GDP再高，也没人能接住，省下的钱毫无意义。
最近我又看到几条相关新闻，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去年年底，江西宜春一对刚过30岁的小夫妻洗澡的时候煤气中毒，意外身亡，留下8个未成年子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9个月，交由奶奶和伯父家抚养。当地政府为8个孩子申请兜底的孤儿补贴，每人每月1200元扶持。教育局也承诺了各种补助。
之所以八个孩子都留下，主要是孩子伯父的态度非常强硬，要求承担抚养任务，当地政府也承认他的抚养权。这实际上把8个孩子的未来寄托给血缘和每月1200块的政府补贴了。我可以抱着很大的善意去揣测他们的伯父，但我还是觉得，这8个孩子长大以后，恐怕很难融入未来中国的先进经济部门。如果政府对所有类似处境的孩子都只是发放1200块补贴，然后就让亲属接管，形成的案例恐怕很难说服其他父母多生孩子。
当然，能有1200块补贴加上亲属照管，这还算好的。前几天还下雪的时候，我看到一则消息，黑龙江七台河市，兄弟两 个十几岁的孩子，裹着毛毯，在一辆打不着火的破汽车里玩手机度日。只是因为父母离婚没人管，政府又不能越过父母去管太多，这两个孩子就要在野生环境下逐渐成年。
每次看到这些新闻，我就想，也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期待将来有足够的高质量人口。要说有期待，连已经生出来的未成年人都不愿意花点资源去照管。要说不希望，国家还在努力出各种政策，号称要鼓励生育，再这么纠结几年，劳动力危机爆发，所有人的养老金和医保都变成废纸了。
前面说广西15个孩子家庭的时候，我提到4个适龄的孩子，都去读职业学校，说明这个家庭对子女的未来发展没什么要求。这又触碰到中国互联网上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中考强制分流政策。第328期《睡前消息》，正好赶上国家推行中考1:1分流制度十周年，我们当时说，连德国都不可能执行中国1:1分流的标准，中国自己应该好好考虑1:1分流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教育部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抓指标，而是应该加强教育投入，提高中学教育水平，避免高中教育变成备考培训班，职业中学教育变成纯粹的浪费时间。
教育部现在还在强调全国统一分流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地方政府并不会完全执行。
3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东城区教育考试中心官网公示普通高中登记入学试点细则，公布了整体的中考招生方案。
今年北京预计普通高中招生7.4万人，职业中学3.3万，继续保持7：3的高中录取比例。首都都不能执行1:1分流政策，在其他省市推行一定阻力更大。
3月1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住宅项目规范》起草完成，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月28日截止。
这份《住宅项目规范》已是第三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分享过新闻，估计这一次要定下来。
对于本次公布的草案，大部分媒体报道的焦点是删掉了之前的草案提到的“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条款。以后买房子还是要算带公摊的建筑面积。
之前很多观众给我留言，希望我谈谈公摊面积欺负顾客的问题，我倒觉得这没啥好说的。公摊面积的确会影响整座楼的占地，也会影响房屋造价和使用感受，无论算不算购房面积，都不影响实际的性价比。我倒觉得新京报发掘的另一个新闻点更值得关注，本次的《住宅项目规范》规定，二层以上的建筑必须装电梯。
旧版《规范》是要求四层及以上新建住宅装电梯，现在降到二层，会改变很多房子的建造成本、维护成本。这才是真正会改变普通人生活的条款，是需要普通人去讨论，去争论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被类似于“取消公摊面积”的算术游戏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社会主义公民应该避免做朝三暮四的猴子。
过去一段时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股价大起大落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昨天4月2日，中国证监会发出一份文件草案，《关于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修改，删掉了一句话。
原来的条款是 “现场检查应以我国监管机构为主进行，或者依赖我国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现在这句话没了。
经济日报发表了证监会负责人的谈话，我给大家读一段：
（删除限制性条款）体现了中国监管部门对跨境审计监管合作一贯的开放态度，也符合相关国际惯行做法，将为安全、高效开展包括联合检查在内的跨境监管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还是要尽量满足美国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
经济日报昨天还有一篇社论，标题是《保障跨境监管合作安全高效》，解释了这次修改文件的原因。过去中美的争议，主要在于企业审计底稿是否能给美国人。现在中国同意把审计底稿拿给美国监管机构，同时也提醒各企业自己不要把涉密信息泄露出去。
我给大家读一下社论的最后一部分：
《规定》的修订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扩大开放的方向不会变，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境外上市的态度也不会变。期待在日臻完善的制度保驾护航下，中国企业能够继续用好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实现更大发展，全球投资者能够通过投资中国企业分享更多“中国红利”。
经济日报是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直属党报，这份宣言代表了国务院的态度。过去几周，中国政府和美国密集谈判，虽然我们不知道谈判细节，但是从证监会文件和经济日报的社论来看，中国和美国达成了非常具体的妥协。
最后，我自己被封控在办公室里，还是要谈谈身边的疫情。
具体信息不用我多说，过去2年多，中国其他城市防疫遇到的问题，上海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最直接的一点，就是现代化住宅小区之外的人口被忽视，既是防疫漏洞，也缺乏给这些人发放防疫物资的渠道。从3月18号到我录节目为止，我只做了2次核酸，其中一次是到其他小区蹭的，另外一次是浦西封闭之后做的，中间有接近两周时间完全没人找我。
我在朋友圈里看同事和朋友晒政府发放的食品，都是街道和住宅小区联合统计之后发放。但我这个住办公室的，从来没接到过，现在还是只能吃自己冰箱的储备。平时做节目，大家看我背后放着很多吃的，热量都不低，现在都可以用上了。
这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西安防疫的教训，就是初期只依据户口和住宅小区调查疫情，提供民生物资，忽视了城中村那些统计之外的人口，既不控制他们的流动，也不关心他们的吃饭问题，导致全市疫情大爆发，也制造了好几个翻秦岭，渡渭河找生路的超级英雄。当然上海的城中村比西安少，对外的边界也比西安短，我不太可能游过长江或者杭州湾给外省找麻烦。但就目前来看，其他城市的经验教训，上海自己都要重新摸索一遍。
虽然中国城市之间的确很相似，但我还是要重复一下412期和373期的观点，在专业防疫工作者之外，建立一个防疫社会管理大队，在各个城市吸取经验教训，派到新出现问题的城市，给各个街道负责人当技术顾问。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街道办事处和乡镇加起来，也只有200多个。如果每个街道有一个经历过其他城市教训的顾问，给当地能补上一个漏洞，节约的资金就能给几百个专业人员发上1000年的工资。
如果一个城市坚持拒绝外来技术顾问，坚持要自己摸索防疫经验，碰壁才知道回头，那就像人类个体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坚决拒绝疫苗，只靠自身免疫力去抵抗。平时我们的媒体天天嘲笑欧美国家的反疫苗阴谋论，现在我们的社会管理机制缺乏管理学意义上的“疫苗”，也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另外，现在经济受影响的地方，不只是上海，整个东部的经济都接近停摆了，原因是物流公司没法工作。物流公司倒是愿意承担所有的防疫成本，反正可以转嫁给制造业企业。但是，各地区之间的防疫标准不统一，朝令夕改，司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下一个地级市能不能出来，还能不能再接新的货单，所以宁可停工休息。经济观察网前天有一篇报道《疫情下的长三角公路货运》,已经写的很好了，推荐大家去看看。
国家已经很多次呼吁地方不要层层加码防疫措施了，睡前消息节目也多次说过各地相互断绝交通的问题。但我并不认为主要责任在地方干部。因为到现在没有一个上级部门敢站出来说，由本单位给各地公布一套标准的防疫规则，遇到特定的疫情指标，就采取对应措施，不许超出也不许放松。
更没有哪个上级部门敢给地方政府授权，说只要地方干部严格遵守规则，就算出现疫情也有功无罪，责任都在发出规则的单位。有了这样一套规则，有了敢担负责任的上级，地方干部才敢于去坚决执行。现在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东部的经济都逐渐走向停滞，抱怨具体的人是没有用的，必须赶快在制度上给地方干部一套可遵守的规则。否则发挥不出我们这个单一制政府的最大优势。现在缺乏统一规范制造的经济停滞连带产生的人员伤亡和人均寿命下降，实际上比疫情本身严重好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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