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374】复旦演讲：8条标准，支撑我的媒体平台梦想
《我的媒体平台梦想》
大家好，很高兴到熟悉的邯郸路参加活动，我1998年的宿舍就在北面同济武东路校区，距离这里几百米。同济本部校区在南面一公里多的地方，所以当时我隔几天就会骑车穿过复旦大学。如果天气热，就在邯郸路大门的会客室吹一会空调，打开饮水机喝水摸猫。
2011年，我从土木工程师转型成媒体人，领导金仲伟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他总结了传统向新媒体的转变过程，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少数人不能再垄断基础设施了。
传统媒体是资产密集型的重工业，一份大报纸对应的印刷设备，在21世纪初要投资好几亿，然后雇佣几千人搞发行，把报纸一份份送到家里。至于说电视和无线电台，门槛就更高了，想把视频传给几百万观众，你需要东方明珠电视塔。
所以当时的媒体都是中心化运营的，只有政府和极少数大企业才能搞，媒体内容首先要讨好能提供资源的人。大家应该听说过《顺天时报》给袁世凯一个人印刷特别版的段子，这反映了传统媒体的运营逻辑。到现在，各地区、各行业、各大国企的报刊，首先也要满足批经费的领导。
我的小学同桌一直在官方报纸工作，他说最麻烦的失误是图片新闻漏掉某个应该上镜的干部。虽然普通人已经不看报纸了，但是体制内读者发现头版新闻少了一个人，就会联想，就会检举，就会墙倒众人推，最后可能真的导致被漏掉的人消失。媒体人每天忙着操心这种风险，就很难有精力和版面去做好内容。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市场化的商业报纸，比如说《南方周末》，还有各大城市的都市报。“周末”的潜台词是相对官方体制保持一定独立性；“都市报”说明报纸关注新兴市民阶层的诉求。这两个变化给媒体注入了活力，培育了一大批推动中国进步的媒体人。比如说《南方都市报》的陈峰深入挖掘孙志刚死亡案，直接导致强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暂住证制度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再也不能雇一群临时工抓捕和虐待流动人口了，中国人在国内旅行的安全感明显提高。
但是，商业媒体也会滥用力量，比如说《南方周末》的重要记者柴会群，没有深入调查，又渴望扩大媒体影响力，抓住一点未曾证实的线索就搞大新闻，诬陷医生，制造了有全国影响力的“缝肛门”事件。然后明知道错了不认错，利用媒体的宣传优势，把舆论风向压了好几年。
之所以商业媒体也会强行推送错误内容，核心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媒体资源中心化问题。普通人没有印刷机和发行部，就算观点比媒体机构更准确，证据比媒体报道更多，也很难把反驳意见传播给大众。所以媒体人拉着同行，用印刷机淹没反对意见，就可以宣布胜利。
这个时代在2002年左右结束了。因为移动联通提供了手机短信包月业务。普通人拿起手机，就能把观点群发给上百个朋友，这上百个朋友可以廉价转发信息，还可以编辑信息之后再转发。只要信息本身有价值或者有冲击力，无论谁原创的，都可以指数化传播，不需要经过编辑部和印刷厂，也能从一个点自发扩散到整个社会。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从手机短信到互联网不断升级。
和所有的进步一样，新媒体时代不是完美的天堂，依然掺杂大量的虚假内容，依然是情绪化表达胜过理性叙事。但是新媒体的渠道门槛比较低，相互竞争更激烈，自我筛选效果更好。回顾一下80年代到90年代的地方通俗报刊和火车站法制小报，我发现新媒体的内容质量明显更高。
新媒体的自我筛选更有效，原因是筛选的基本单位变了。过去筛选的单位是报纸，地位高、资源多的占优势；现在进行筛选的单位是内容，如果某个强势媒体，无论它是官方媒体还是商业媒体，想借助现有地位强行推送错误的内容，推送力度越大，反驳和揭露错误的信息传播速度也越快，越是不认错，越是自取其辱。所以，21世纪的媒体如果不能用内容吸引人，说服人，其他方面背景再强，投资再多，最多也就是个二流小报。
这就是新媒体时代最大的进步——消灭了传播门槛，让媒体专注于内容。类似于国家提供义务教育，让学生专注于学习。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媒体硬件的进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媒体黄金时代。
但是，既然媒体依托的硬件条件变了，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媒体秩序。在这里我先回顾一下20年前的媒体环境。
2001年第一天，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在这之前的1992年，我所在的小学教务主任快退休了，发现自然课老师请假，自己拿起教科书去代课。他发现教科书上说真空不能传播声音，对我们讲，他想不通这个说法，真空里也应该可以传点声音，但既然书上写了，我们暂时要按书上的说法去考试，否则上不了国办中学。这位老主任是农村中心校的教务主任，也是少数受过师范教育的公办教师，他管理的很多小学和教学点只有兼职民办教师。大家可以想象20世纪末，普通中国人，普通知识分子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水平。
在教育资源绝对贫乏的时代，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是普通人缺乏阅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缺乏创作和表达能力，很难对现代社会做出客观描述。所以说，当时媒体的中心化结构不仅仅是硬件限制的结果，也是对社会现状的妥协。无论谁来设计20世纪的中国媒体，主要任务都必然是替少数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尽早把整个国家塑造成文化共同体。当时的社会对媒体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喉舌”。
“喉舌”的定位决定了媒体人的工作重点。首先是用好印刷厂、发行部这些稀缺的工具，提高传输效率；然后是服务能提供资源的人，从他们手里换资源维持工具运行。无论是工作实务，还是大学课程，媒体人的主要任务都是给少数精英集团当一个广义的秘书。
21世纪的今天，中国每年制造1000万大学毕业生，按照20世纪中后期的标准，新一代人大多数都属于知识分子，有观察社会的能力，也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潜在的内容创作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新的社会结构配上互联网，必然会导致媒体总体上去中心化，必然改变社会对媒体人的需求。过去给少数人当秘书的技巧，高效利用单向传输工具的能力，在21世纪都没什么用了，起码在媒体行业意义不大。媒体人必须结合新的社会形势，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只有极少数人做知识分子的年代，社会分工比较简单；同时，知识分子往往是当时的管理阶层，占据了信息枢纽位置，不会被社会分工明显限制思考方式。所以少数知识精英往往主动探讨社会的整体面貌，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当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教育，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潜在表达能力不比几十年前的精英知识分子差。但是，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大多数人被行业、单位和地域隔离在不同的生活圈，日常的工作生活限制了普通人的视角，也占用了他们观察世界、描述世界的时间。普通人观察社会的时候，往往是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坐井观天，以至于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经常是支持了自己的敌人，反对了自己的盟友，在最需要改革的时代，集体赞美最保守的领导者。所以，在教育资源不断扩展的同时，“家国情怀”反而经常退化成民粹思潮，浪费了教育进步的成果——这就是当代媒体人要解决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之前，媒体人首先要承认，自己也是普通人，对世界的理解并不比普通人深入。一旦丢掉了印刷厂、电视塔这些工具，不能仅仅凭借媒体人身份就创作优质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媒体人和普通人又有所区别，我们是全职的信息处理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社会分工，打通各行业、各地区之间的信息隔阂。我们可以发挥钥匙和催化剂的作用，激发普通人的文化创造力，推动优秀的内容尽早进入指数化传播。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媒体人的职责，就是“信息中介”。降低普通人理解社会的难度，帮助普通人准确地找到社会定位，让大多数人知道自己到底拥有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当然，就算每个人都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社会问题也不会消失。就算每个人都清晰地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彼此之间还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媒体不是上帝，不可能伸出手抹平世界上所有的冲突。但是，恰恰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冲突和斗争，才需要媒体来发挥信息中介作用。
1974年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演讲非常精彩，值得全文背诵，它的总结部分有一句名言：“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我读书的时候，课本反复教育我，斗争既是世界的常态，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媒体人这个信息中介如果称职，能帮助人民看清自己的立场，就能促进合理的斗争，避免纯粹消耗资源的混战，减少社会进步的成本。
大家想一下“媒”字的本来意思。媒，就是媒人，婚姻介绍人。《说文解字》写的很清楚，“媒，谋也。谋合二姓”。姓的意思是家族，先秦的中国人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婚姻是两个家族深思熟虑之后签订的结盟条约或者停火协定，而不是男女简单地住到一起。所以媒人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还要帮助两个家族理解自己的立场，明确自己的诉求，避免出现误会。然后撮合条件，尽量达成协议。
现在媒体人不再垄断印刷机了，也放下了高高在上的说教地位，开始给普通人当信息中介，让每个人看清自己的社会定位。从定义来说，这是回归初心，直入本质，从秘书式工具人变成有创造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说新媒体时代可以是媒体人的黄金时代。但是，在创造黄金时代之前，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丢掉印刷机之后，媒体人用什么工具创作内容、传播内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介绍一下新媒体人——或者说信息中介的工作方式。
媒人希望要结婚的人多，房产中介希望买房和卖房的人多，新媒体时代，我们是信息中介，应该期待可挖掘和推送的信息多。而这些信息的来源，就是已经受过教育，掌握了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他们在网上主动表达的内容是媒体的金矿，可以让媒体人在采访之前就掌握多方面的信息，降低调查难度，甚至可以直接用来选择采访对象。
很多网络信息在被专业媒体人发现之前，已经在网上进行了自发传播和被动筛选。这些由人民筛选过的媒体资源，是二次创作的素材，更是我们媒体人的教科书。能放下身段，从网络资源吸取内容和技巧的媒体人，才算适应新媒体时代。
2011年，我到观察者网做新媒体，之前我一直在土木工程行业工作，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经历。好在我的另一个身份是是多个网络社区的资深用户，在各个网站发了上百万字的内容和别人吵架交流，所以能很快适应媒体行业。到了观察者网以后，我面试了几十个同事，录取了很多网络社区的活跃ID。2018年我从观察者网出来做独立媒体工作室，主要成员还是我从网络社区上招募的。
十年的媒体工作经验告诉我，新媒体时代，媒体人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社交媒体平台，我们必须和人民的创造力一起成长。反过来说，优秀的社交媒体平台会提高媒体人的素质，培养进步的人民，让人民认识到社会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今天中国文化领域最紧急的问题，就是中文互联网领域的文化创造力萎缩，和整个英文互联网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座各位搞学术的居多，对此应该深有体会，我只在媒体方面举一个例子。马前卒工作室做的睡前消息视频，每周三期，不到一个小时的信息量，折算成文字也就是两万多字，至少能吸引两三万弹幕，一两万评论，其中有二次挖掘价值的深度内容，大概有200多条，再加上知乎和微博的相关话题讨论。全网关于这几个热点话题的有效讨论，一半都集中在我的媒体产品下面了。
这说明，中文互联网的信息生产率，非常对不起14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民。现在德语区、法语区和西班牙语的互联网文化已经是英文互联网的附庸了，如果我们再隔绝竞争，压制创造力，中文互联网也会很快从属于英文互联网。所以我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怎样建立一个完善的中文内容互联网社区，容纳中国人民的创造潜力，也给媒体人提供好用的工具。
以我20年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经验，以我十年来做新媒体的经验，好的社交媒体应该有七八条标准。
第0条标准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保障——好的内容社区必须有法制，有自由。所谓法制，就是法律定出明确的言论边界，超越边界必须承担责任，造成经济损失要补偿，故意制造错误信息制造了巨大影响要当心坐牢。就算删帖认错，也应该考虑倾家荡产、牢底坐穿的可能性。但是，法制的边界内是自由，遵守明文法律之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激怒再多的人也不能被堵嘴。这是自古以来文化繁荣的基本前提，互联网时代也一样。
然后我说说技术性标准。
第一条标准，是尊重信息的自传播规律。
前面说过，新媒体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人民普遍受教育，而且拥有创作和传播能力。当代人民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更是传播信息的导体。符合人民需求的东西，就算一开始只有一个人传给两个人，也有可能普及到整个互联网。不符合人民需求的东西，就算所有的媒体都在推送，也只是垃圾和背景噪音。所以好的社区，主要传播方式必然是用户转发，评论推荐，而不是官方账号强推内容，扭曲用户界面的时间线。
优秀社区的第二条标准是鼓励互联网的交互性。因为只有可交互的内容，才能形成高效率自传播。
我前面提到，新媒体时代的起源是手机短信。短信文化能在一两年内快速普及，第一个理由是每个人都可以转发，第二个理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作。无论是修改一两个字让段子更给力，更符合本地朋友圈的文化，还是加一两句点评让段子升华，都是在打磨优秀内容，也给普通人提供积极转发的动力。毕竟谁都希望自己参与创作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今天的互联网平台也一样，高质量自传播的前提是允许普通用户发评论，发弹幕，转发的时候带上自己的意见。新浪微博最先提供了带评论的转发功能，所以长期占据中国舆论场的核心地位。B站最先提供了成熟的弹幕功能，大大提高了内容热度，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视频市场抢下稳定的地盘。所以，未来优质的自媒体平台，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尽可能鼓励交互性。
反过来说，如果你看到哪个内容或者哪个自媒体主动限制了交互性，不许随便评论，不许随便发弹幕，或者发出来的评论需要创作者筛选才能显示，你就该明白，创作者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内容，所以要通过反传播规律的手段，刷一些底限的指标，希望还能骗到几个不小心点进来的人。一个优秀的自媒体平台，倒也不必删除这些限制交互性的内容和ID，但是肯定应该通过公开的规则，让观众知道创作者主动放弃了自传播，让这些内容自动边缘化。
第三条标准是发展中立的媒体平台。
前面两条标准分别是自传播和交互性，我们希望人民自己在平台上筛选内容，希望人民畅所欲言，但平台并不一定喜欢这两条原则。他们可能会收钱删掉某些企业的负面新闻，不许批评自己上级的内容变成热搜。为了即将上线的垃圾电影，可以强行给某个明星加流量。这样的事情，平台经常公开做，某些“大V”也会悄悄做，看看大多数网站内容排行榜的前几位，不难发现哪些内容是强行砸钱推上去的。
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团队都要赚钱，搞内容运营也是它的自由，但社交平台同时也是公共基础设施，需要中立性。所以，国家应该立法提出要求，每个内容软件在营业之前都公开宣布自己的性质，是有偏向的宣传性机构，还是中立的服务性平台。
如果是有偏向性的机构，怎么折腾内容，怎么编造热榜，都是你的自由，因此吸引了观众也是你的本事，但唯独不能宣称自己推广的内容代表公众舆论。
如果自我定义是中立性的服务性平台，就必须公开自己的推送和排序标准，由用户互动来主导内容排序。平台只有举报违法内容的义务，没有直接出手干预、筛选内容的权力。平台可以凭借中立性吸引用户，可以通过推送广告和会员费赚钱，但不能把广告伪装成用户自发产生的内容，更不能随便删帖改热点排序。哪怕是用户直接骂了自己的老板，删帖和压热搜也属于违法，要重罚乃至剥夺产权。这样的平台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国家可以考虑根据流量给予补贴。
类似的规则也应该适用于平台用户。大V创作内容，根据流量拿广告分成，或者分享会员费，接到观众的订阅费用和打赏，这都没问题。但每个创作者都必须对自己的内容做性质声明，告诉读者是否属于广告和软文，是否因为某些创作从商业机构拿了创作的钱，以及拿了多少。企业的钱，拿了就拿了，说出来合法也不丢脸，毕竟很多广告内容也可以算作艺术。但如果拿钱不说，也应该视为商业欺诈，盗窃公共信誉，追究法律责任。影响力大的情况下，应该牢底坐穿。
这些规则的核心目标，是保护互联网的人民性，避免自传播规律被滥用，也避免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破坏自传播规律，对人民搞信息封锁。现在很多平台和媒体一方面暗示自己代表公共舆论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讨好权力和金钱，两方面得好处，这种现象必须禁止，马前卒工作室愿意带头不赚这份钱。
第四条标准，是鼓励生产信息密度高的内容，节约人民的时间，提高人民的思想深度。
这里我要自我批评一下，我之前在BBS，在知乎，在微信公众号，主要的内容输出方式都是图文结合。普通读者看我们过去的内容，基本上一两分钟可以得到一个知识点，花十几分钟读我们上万字的内容，可以发现七八个知识点组合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逻辑链，最后作者收到的不仅仅是结论，还有一套可检验、可证伪的思考方式。
现在我做视频节目，每期节目看下来也要十几分钟，文案只有几千字，而且有效信息远远不如过去的图文输出，一般来说也就是四五个知识点，拆成两三个逻辑链给观众，输出的结论超过输出的思考方式。这显然是信息密度在下降，主动产业降级了。
信息密度下降，就会影响读者接收信息的效率，占用读书和研究图表的时间，最终影响读者的思考深度。如果我们工作室的成员习惯于用视频来吸收内容，我们自己也很快就会丧失创造独特逻辑链的能力，做不出现在水平的节目。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办公室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模式类似于犯罪团伙，可以贩毒但绝不能吸毒。
我主动搞产业降级，有两个原因，次要原因是视频可以表达一些超出文字的东西，比如说演个小话剧，到事发地点拍一段现场动态，可能比几千字表达的内容更多。
但是，大多数时候，我只是自己坐在演播室，抱着一只猫讲话，并没有利用视频表现力的优势。所以，我转向视频的主要原因还是视频降低了用户接受内容的门槛，以更轻松的方式传递信息。很多观众会在汽车地铁上看我们的内容，或者是健身的同时半听半看。在这些场景下，信息密度低反而是优势。我每期节目的播放量，大概是过去图文内容阅读量的十倍。
人类的确需要很多信息密度很低，主要输出情绪和气氛的内容。但毕竟人类最大的优势是逻辑和思考，如果所有新媒体为了争夺观众，都降低内容密度，不再搭建复杂的逻辑链；如果观众普遍丧失了接受高密度信息的习惯，新媒体工具最大的优势就被我们丢掉了。从个体来说，这意味着放弃思考深度；对整个社会来说，民众意见会越来越浮躁，更依靠直觉做出判断，导致文化气氛极端化，制造大量尖锐但无效的对抗。我们媒体人 “信息中介”的作用就算失败了。
说句题外话，现代社会，判断一个人的工作潜力，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能独立搭建的逻辑链深度。在获得大量相关信息之后，如果一个人能把七八个独立的事件，搭建成逻辑链条，同时也能考虑到每个节点上支线逻辑的影响，这个人适合的职位上限，起码是领导一个团队的主任工程师。如果一个人只能理解两三个节点的逻辑链，再深一点就要用直觉和神秘主义做决定，日常习惯于说“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这种人只能胜任纯粹的执行岗位，而且很快就要被AI淘汰，丧失一切经济价值。
这种差异对未成年人来说尤其明显。你们可以观察周围的孩子，有的人能抛开短视频和情绪化内容，安静地接受高密度信息流，连续一两个小时沉浸于复杂内容。还有的孩子在法律允许他抽烟之前，已经丧失了连续5分钟阅读深度内容，思考同一个问题的能力，遇到多于三个节点的逻辑链条，就会本能地抵制。儿童神经系统的反射方式在成年之后会逐渐固化，很难重新塑造，这两种孩子将来能操纵的生产力，差别可能类似于人和猴子。
我做的内容主要面向年轻网民，当然希望观众更像人类一点，所以我认为，优秀的社交平台应该鼓励用户创作信息密度高的内容。这些精华内容也许是兼顾深度和可读性的图文内容，也许是精心制作的视频纪录片，还有可能是用户自己做的小游戏段落，但无论如何，总不能比我现在的睡前消息视频节目密度更低。
在此我对观众做一个承诺，过去我担心洗稿，也担心视频内容和文字底稿之间差异制造麻烦，所以睡前消息节目的文案一般不对外公开。从下周起，我的微信公众号“睡前消息编辑部”会发表每一期节目的文字底稿，历史上的底稿也会校对之后逐渐公布。欢迎各位观众来看。
优秀社区的第五条标准，是搜索透明度高。比如说，同样的内容做成文字，想根据回忆搜索某一段内容，CTRL+F，几秒钟就找到了。而如果内容只在视频音频里面读过，想找到就没那么容易。从搜索角度来说，这就是文字比视频的透明度更高。
互联网内容无穷无尽，完全指望熟人和大V搞自传播是不够的。掌握搜索能力的人，才能主动挖掘互联网资源，从一个突破点开始扩大自己的知识体系。刚才我说保持读书习惯的孩子，相对短视频上瘾的孩子，是人和猴子的区别。之前还有一位互联网前辈说，会用搜索引擎的网民和只会接受推送的网民之间，也是人和大猩猩的区别。
所以，我希望将来的社区能充分应用技术手段，方便用户搜索历史内容和相关内容，同时对外部搜索引擎开放，发挥公共平台的作用。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我前面建议国家财政补贴中立的社交媒体平台。现在我还可以加一条，搜索透明度高，对搜索引擎开放的平台，应该得到更多的补贴。
第六条标准，是应该充分保留互联网的记忆。
人类消费的文化产品，必然是包含理性也包含感性。能分析事实、讲道理是有价值的技能；而唤起观众的感情共鸣，制造让人舒适或者愤怒的气氛，也是有价值的技能。好的互联网平台应该同时给两种创作者都带来回报。
但是，互联网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设施，更是人民相互交流的工具，这个定位需要平台明确把感性内容和理性内容区分开，不能让煽情内容影响了正常的信息交流。
我们显然不能直接给某个内容或者某个创作者贴标签，说这是感性创作，这个是理性分析，但是，平台可以把历史内容保存下来，避免煽情产业链伪装成理性分析。比如说，某个人成功预测了某个重大事件，因此一举成为网红，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天天追着问投资建议，等于拥有了影响金融市场的能力。但如果平台保存好历史内容，通过相关内容推荐，让观众知道这个人过去几年一直在说类似的话，大多数预测都不那么靠谱，就可以缓解网民的狂热性。
又比如说，某些煽情谣言不太容易分辨，隔几年就会被翻出来重新讲一次，这时候就应该把历史上相关的案例和反驳内容放出来，把两面的意见都给观众参考。现实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感性内容往往喜欢强调某一面的特征，把舆论情绪推向极端化。所以，好的互联网平台应该保存历史信息，给愿意思考的用户提供信息合订本，否则我们的公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最近几年，网络讨论气氛发展趋势不太好，一批煽情作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历史，经常有人会批量删除自己的内容，换一个新面貌去煽动自己的粉丝。平台也会迎合这些煽情大V的需求，搞历史屏蔽。比如说百度贴吧就敢于全面删除历史数据，微博也建议使用半年内信息可见的功能。这都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传播规律的操作，一个正常的互联网平台不应该逆历史潮流而动。
所以我期待未来的互联网平台能够给社会保存一个信息合订本，避免人民群众隔几年被类似的谣言煽动一次，或者十几年前的网络争论以新的形式再来制造一批无效流量。那些动不动就自己删除内容，拒绝面对历史信息的创作者，应该被公开的算法降低排名，至少降低在严肃话题上的推荐权重。
最后是评价优秀社区的第七条标准，扩展高价值内容的定义，这完全来自于我个人使用网络社区的经验。
无论是早期的天涯社区、西祠胡同，还是现在的微博、知乎、B站，网络传播的基本单位都是一个个内容点。这些内容点可能是一篇好文章，一张有冲击力的图片，一个能感动所有人的视频，通过群众转发、平台推荐，变成国民记忆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所有这些平台的资深用户，我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内容也值得保存，比如说，一句画龙点睛的评论，一个恰如其分的转发表情，在某个社会学论文下面一段结合个人经历的回复，都能让内容点增色不少。还有的用户自己不发内容，但是根据个人阅读体会建立公开收藏夹，把相关内容或者对立内容收藏到一起，减少了别人的搜索时间，提高了阅读感受，同样是值得赞美的互联网大V。最后，有的人能发现互联网不同内容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内容下面转发有道理的对立链接，他们也值得普通用户说一声感谢。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平台规则，只奖励优秀内容“点”的创作者，不奖励那些在“点”之间“连线”的贡献者。这等于开汽车只加汽油，不换润滑油，慢慢就会性能下降，发挥不出全部的潜力。所以我认为，好的互联网社区，应该把内容点之间的联系也视为一种原创内容，允许观众对这些新建的信息链条进行点赞、收藏和转发，这样才能让互联网用户意识到自己是传播的主体，是互联网平台的主导者。
前面这七条标准，这是我对中国媒体生态的乐观预期。如果未来出现这种理想化的互联网平台，我会很高兴，积极利用它的各种功能，做更好的节目，只是到时候中国必然会有成百上千的优秀媒体，我的节目估计很快就会被抢走市场。但就算互联网平台发展不如我的预期，我还是很感激这个时代，因为它给我提供了20年前想象不到的发展空间，允许我做一个符合我童年梦想的媒体产品。希望我的观众能早一点做出更好的节目淘汰我。
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土木工程设计员，作为一个职业经历只有十年的新媒体人，我在新闻专业全国知名的复旦大学讲媒体经验，有一点班门弄斧的意思。但是，既然已经卖弄了这么多想法，我就再说一点直接的体验，就是怎样让自己安心当一个信息中介。
在我读大学，经常来复旦大学摸猫的年代，记者是很贵重的身份，新闻编辑部是一个让普通人仰望的地方。我至今记得，90年代上海站北广场有一个专用的记者售票窗口，顺便允许两院院士和全国人大代表不排队购票。但是，在所有人都能上网、都使用传播工具的今天，媒体人最理想化的未来，也只是一个信息中介，再也不能高高在上指导社会发展了。看看房产中介穿着廉价西装，骑着电动车满街跑，可能很多学新闻的同学会难过，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
但是，我今天以一个40岁中年人的身份和大家说说感受，信息中介的生活很值得向往。
前几天知乎有两个非常热的话题，第一个是：
是不是大部分男性到了40 岁，会感觉活着特没意思？
很快又有了镜像问题：是不是大多数女性到了40岁，生活就没意思了？
我看了这两个话题，说自己生活没意思的人是多数，基本观点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40岁好不容易有一点成就，又发现自己被这个生活困住了，而且人生过半，不能再用未来的机会激励自己，所以会轻微抑郁。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现代社会用教育给了大多数人梦想，又用社会分工切割了梦想，制造了普遍的中年危机。
我们媒体人的最高目标是替社会解决这个矛盾，但首先我们得解决自己被生活困住的问题。打破社会分工的限制只是手段，终极目标是寻找人生的自由。但自由的前提是理解自己当前的社会定位，从实际条件出发去规划人生。
媒体人这份职业的信息中介工作，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和职业身份，从更高的维度回头观察现实世界，理解社会的全貌，给自己，也给其他人提供现实定位。大航海时代的帆船有了指南针才能去新大陆，媒体人比别人先找到人生定位，就能更早地体会到人生的自由感。这是十年媒体工作给我的最大一笔回报。
演讲到这里，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我注意到，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元宇宙，我再从媒体人的角度补充几句。
所谓元宇宙，就是一个和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现实社会能给每个人提供社会身份，元宇宙也能；现实社会有目标和挑战，元宇宙也有；现实社会有货币和商品，元宇宙也会定义自己的经济体系，尤其喜欢用虚拟货币换你手里的真实购买力。
回顾一下历史，自从人类在打猎之后围着火堆聊天，发明了最初的宗教神话，元宇宙就一直伴随着现实社会成长。宗教赋予的信徒和选民称号，就是元宇宙的身份；宗教提供的修炼方式和天堂故事，就是元宇宙的目标；至于说虚拟货币和虚拟商品，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见过葬礼上烧掉的纸钱和纸人纸马。这就是几十万年来，人类沉浸的平行元宇宙。
对于我奶奶和她的祖先来说，这个元宇宙一点不虚幻，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套生活方式，每个人在耕田织布之外，都要烧香还愿、供养和尚，祭拜祖先，到龙王庙求雨，在两个世界之间频繁切换身份。我奶奶一直坚信世界上有龙，原因是她十几岁的时候，在马戏团里看到过一副龙的骨架，我后来查到那是30年代辽宁营口海滩上的一副鲸鱼骨架，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奶奶对神仙世界保持的敬畏。
现代社会，大多数宗教故事都被科学戳破了，但人类对平行精神世界的需求还在。所以我们需要用互联网工具，制造一大批元宇宙故事，把虚拟世界变成可以量产批发的廉价货，每个人都可以订做独特版本的元宇宙入口。从哲学上来说，我甚至无法判断我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不是一个虚拟世界，毕竟我已经在很多电脑游戏内部看到内嵌的二级小游戏了。
但是，无论人类创造多少个虚拟世界，只要这些元宇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各个虚拟世界总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才能相互联系，相互理解。在当前的世界上，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新疆的矿工和一个深圳的白领之间，已经需要互联网社区来沟通，才能理解一点对方的生活。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新媒体人身份定位——人类分工越细致，社会集团之间的隔阂越深，新媒体行业就越重要。
将来如果真有一个元宇宙或者虚拟社区时代，媒体人就是跨宇宙的信息中介。古代围着火堆跳舞的巫师，几十年前向我祖先收算命钱的道士，骑着骆驼穿越欧亚大陆的马可波罗，都是我们的同行。媒体人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可能也会陪伴着人类走进无数个虚拟宇宙，所以我对元宇宙时代的媒体工作很有信心，期待元宇宙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体验。
好，感谢各位来听我分享工作体验，我也很高兴能在熟悉的复旦大学做一期特别的睡前消息。今天的视频，我随后会发到网上，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有什么质疑，可以到各个媒体平台去回复，我一定尽量回答。谢谢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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